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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三百九十九章青铜器命名中,最独特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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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第一千三百九十九章青铜器命名中,最独特的一例</h1><script>chapter0();</script> 一件青铜器的命名,自然不会严格按照学术规定的来确定。

就比如这大小盂鼎,就属于阴差阳错被确定的名字。

而事实上,不管当时命名的对错,学术界却沿用了最初的定名。

当然,这也是有规则的,因为后来用的规则就是:即用大小来区别同一个盂所做的两尊青铜鼎。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常见的说法是,“廿三年”盂鼎体量较“廿五年”盂鼎更大,正如大克鼎与小克鼎那样。

体量的大小,成为命名大小盂鼎的标准。

但是,出土后不久,小盂鼎便在利欲熏心的猎奇者手中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剑来》

现在有记录的铭文,只是当时只留下了几幅漫漶不清的铭文拓片。

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见于着录的小盂鼎拓片,出自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

私人收藏原拓者有陈介祺、于省吾以及齐鲁发现的两拓。

而最初的着录者,也没有记录小盂鼎的尺寸和器型、纹样,使得现代一些专家,无从比较大小盂鼎的体量。

然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两器铭文拓片来看,大盂鼎铭文共计291字。

小盂鼎因为锈蚀太重,人们仅能够辨认释读100余字,但推测原铭有400余字。

从字数来看,小盂鼎铭文远多于大盂鼎。

尽管前者字体较小,但其庞大的数量,必然需要更大的腹壁空间。

因此不由得使我们对两器大小,充满疑惑。

近来有学者发现,清末齐鲁潍城收藏家陈介祺,在一封写给另一位着名藏家吴云的信札中,有这样的语句:“大盂鼎容八石,小盂鼎容十二石。”

如前所述,陈介祺藏有小盂鼎原拓,而作为海内闻名的藏家,陈氏应当见过原器,甚至可能亲自测量过其容积。

根据两器容积可以想见,小盂鼎实际上要大于大盂鼎。

因此,最接近事实的是,大盂鼎因铭文字体较大,而得名为“大”,小盂鼎则相反。

这也成为青铜器命名中,最独特的一例。

当然,名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东西在哪!

可以说,大小盂鼎的经历都十分坎坷。

对于这样的宝贝,是个人都想要,这也就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当时的岐山县令周赓盛仗势欺人,他以借鼎欣赏的名义,将宋家的大盂鼎骗走,其实是悄悄地将其卖到京城。

事情就是这么巧,在当时宋兆奎的孙子宋金鉴,就在京城做翰林。

他在琉璃厂闲逛的时候,发现了这尊大盂鼎。

自己家的东西,他焉有不认识的道理?

他就用3000两白银,又将这尊大盂鼎赎回。

然后不远千里,又将其送回西陕郿县的家中。

我国有句谚语,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这句话的意思是,富裕的家庭,一般超不过五代,就会变得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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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系统不正经】【】

当时宋家的后代有个官迷,他花钱捐了一个后补知县。

为了将知县落实,他就不惜将小盂鼎,送给了当时的西陕巡抚,那个巡抚就让他成了东阿的知县。

大盂鼎被另一个抽福寿膏的宋家子弟卖掉,解放后,大盂鼎被大海一个大收藏家献给了国家。

接着说小盂鼎的下落,根据史学家研究,这个宋家的官迷子弟,将小盂鼎送给的西陕巡抚应该名叫升允。

随着清政府在1912年灭亡,升允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

虽然他也折腾过,先后在津和岛青联络宗社党人,图谋复辟,可最后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饱受打击,并于1931年病故于津城。

升允手里握有一件西周的青铜重器,他始终是秘而不宣的。

可是他去世后这个小盂鼎,又成了升允后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这里是推测,因为当时社会环境混乱,只能按照世俗的处事方法,来推断一下小盂鼎的下落。

当然,这不是平白乱推测的。

因为之后还有记载小盂鼎的着作,比如张扶万曾经在1938年《西北史地》杂志发文,里面就有相关小盂鼎下落的记录。

《商周铜器多出于今西陕凤翔岐山宝鸡眉县扶风各县说》之中,曾经提到过这个西周的传世重器。

小盂鼎,或云亦宋金鉴家物,民国初年,陆建章为西陕督军,得之。

陆去陕时,为朝邑王飞虎(即王银喜)截获于省垣东关,载归朝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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