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论的原题是《寄自弓町——可以吃的诗》，发表于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的《东京每日新闻》上。根据岩波书店版《啄木全集》第九卷译出。

关于诗这东西，我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曾经迷惑过。

不但关于诗是如此。我至今所走过的是这样的道路：正如手里拿着的蜡烛眼看着变小了，由于生活的压力，自己的“青春”也一天一天的消失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随时都想出种种理由来，可是每次到了第二天，自己就不能满足了。蜡烛终于燃尽，火也灭了。几十天的工夫，我仿佛投身在黑暗之中——这样的状态过去了。不久我又在黑暗中，静待自己的眼睛习惯于黑暗——这样的状态也过去了。

可是到了现在，我用一种完全不相同的心情，考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却觉得有种种想要说的事情。

以前我也作过诗，这是从十七八岁起两三年的期间，那时候对我来说，除了诗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从早到晚都渴望着某种东西，只有通过作诗，我这种心情才多少得到发泄的机会。而且除了这种心情以外，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的诗，谁都知道，除了空想和幼稚的音乐，多少还带有一些宗教成分（或者类似的成分）而外，就只是一些因袭的感情了。我回顾自己当时作诗的态度，有一句想说的话。那就是：必须经过许多烦琐的手续，才能知道要在诗里唱出真实的感情。譬如在什么空地上立着一丈来高的树木，太阳晒着它。要感到这件事，非得把空地当作旷野，把树当作大树，把太阳当作朝阳或是夕阳，不但如此，而且看见它的自己也须是诗人，或是旅客，或是年轻的有忧愁的人才行，不然的话，自己的感情就和当时的诗的调子不相合，就连自己也不能满足的。

两三年过去了。我渐渐的习惯于这种手续，同时也觉得这种手续有点麻烦了。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我在当时所谓“兴致来了的时候”写不成东西，反而是在自己对自己感到轻蔑的时候，或是等杂志的交稿日期到了，迫于实际情况，才能写出诗来。到了月底，就能作出不少诗来。这是因为每到月底，我就有一件非轻蔑自己不可的事。

所谓“诗人”或“天才”，当时很能使青年陶醉的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已经不能再使我陶醉了。从恋爱当中觉醒过来时似的空虚之感，在自己思量的时候不必说了，遇见诗坛上的前辈，或读着他们的著作的时候，也始终没有离开我过。这是我在那时候的悲哀。那时候我在作诗时所惯用的空想化的手法，也影响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态度。撇开空想化，我就什么事情也不能想了。

象征诗这个名词当时初次传到日本诗坛上来了。我也心里漠然的想：“我们的诗老是这样是不行的。”但是总觉得，新输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时借来的”罢了。

那末怎么办才好呢？要想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学问是不够用的。不但如此，对于作诗这事的漠然空虚之感，也妨碍我把心思集中在这上头。当然，当时我所想的“诗”和现在所想的“诗”，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二十岁的时候，我的境遇起了很大的变动。回乡的事，结婚的事，还有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一家人糊口的责任，同时落到我的身上了。我对于这个变动，不能定出什么方针来。从那以后到今天为止我所受的苦痛，是一切空想家——在自己应尽的责任面前表现得极端卑怯的人——所应该受的。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除了作诗和跟它相关联的可怜的自负之外，什么技能也没有的人，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强烈了。

对于自己作诗的那个时期的回想，从留恋变成哀伤，从哀伤变成自嘲。读人家的诗的兴趣也全然消失了。我有一种仿佛是闭着眼睛深入到生活中去似的心情，有时候又带来一种痛快的感觉，就像是自己拿着快刀割开发痒的疙瘩一样。有时候又觉得，像是从走了一半的坡儿上，腰里被拴上一条绳子，被牵着倒退下去的样子。只要我觉得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不能动了，我就几乎是无缘无故的竭力来对自己的境遇加以反抗。这种反抗常常给我带来不利的结果。从故乡到函馆，从函馆到札幌，从札幌到小樽，从小樽到钏路——我总是这样的漂流谋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诗有如路人之感。偶尔会见读过我以前所写的诗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情，就像曾经和我一起放荡过的友人对我讲到从前的女人似的，引起同样的不快的感觉。生活经历使我起了这样的变化。带我到钏路新闻社去的一位温厚的老政治家曾对人介绍我说：“这是一位新诗人。”别人的好意，从来没有像这样使我感到过侮辱。

横贯思想和文学这两个领域的鲜明的新运动的声音， 在为了谋生而一直往北方走去的我的耳朵里响着。由于对空想文学的厌倦，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多少获得了一些经验，我接受了新运动的精神。就像是远远的看去，自己逃脱出来的家着了火，熊熊的燃烧起来，自己却从黑暗的山上俯视着一样。至今想起来，这种心情也还没有忘记。

诗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必须摆脱长时间的因袭，求得自由，从现代的日常的言词中选取用语，对于这些新的努力，我当然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当然应该如此。”我心里这样想。但是对任何人我都不愿意开口说这话。就是说，我只是说什么：“诗本来是有某种约束的。假如得到了真的自由，那就非完全成为散文不可。”我从自己的阅历上想来，无论如何不愿意认为诗是有前途的。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从事这些新运动的人们的作品，看见他们的诗写得拙劣，我心里就暗暗的觉得高兴。

散文的自由的国土！我虽然没有决定好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带着这种漠然的想法，对东京的天空怀着眷恋。

钏路是个寒冷的地方。是的，只是个寒冷的地方而已。那是一月底的事，我从西到东的横过那被雪和冰所埋没，连河都无影无踪了的北海道，到了钏路。一连好多日子，早晨的温度都是华氏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空气好像都冻了。冰冻的天，冰冻的土。一夜的暴风雪，把各家的屋檐都堵塞了的光景我也看到了。广阔的寒冷的港内，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流冰聚集，有多少天船只也不动，波浪也不兴。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酒。

把生活的根底赤裸裸的暴露出来的北方殖民地的人情，终于使我的怯弱的心深深的受了伤。

我坐了不到四百吨的破船，出了钏路的海港，回到东京来了。

正如回来了的我不是从前的我一样，东京也不是以前的东京了。回来了的我首先看到对新运动并不怀着同情的人出乎意外的多，而吃了一惊——或者不如说是感到一种哀伤。我退一步想了想这个问题。我从冰雪之中带来的思想，虽是漠然的，幼稚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我发现人们的态度跟我自己对口语诗的尝试所抱的心情有类似之处，于是我忽然对自己的卑怯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由于对原来的反感产生了反感，我就对口语诗因为还没成熟的缘故，不免受到种种的批评这件事，就比别人更抱同情了。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就热心的去读那些新诗人的作品。对于那些人同情的事，毕竟只是我本身的自我革命的一部分而已。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作这一类的诗。我倒是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我也作口语诗。”可是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是有“要是作诗的话”这样一个前提的。要末就是遇见对口语诗抱有极端的反感的人的时候我才这么说。

这期间我曾作过四五百首短歌。短歌！作短歌这件事，当然是和上文所说的心情有着龃龉的。

然而作短歌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我想写小说来着。不，我打算写来着，实际上也写过。可是终于没有写成。就像夫妇吵架被打败的丈夫，只好毫无理由的申斥折磨孩子来得到一种快感一样，我当时发现了可以任性虐待某一种诗，那就是短歌。

不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年的辛苦的努力，终于落了空。

我不大相信自己是能够自杀的人，可是又这么想：万一死得成……于是在森川町公寓的一间房里，把友人的剃刀拿了来，夜里偷偷的对着胸脯试过好几次……我过了两三个月这样的日子。

这个时候，曾经摆脱了一个时期的重担又不由分说的落到我的肩上来了。

种种的事件相继发生了。

“终于落到底层了！”弄得我不得不从心底里说出这样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