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国家，学者想获得大笔的利益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在私人实验室或者私人公司，那不用说，产出的成果都是属于公司或者实验室的。如果是在国家实验室或者大学，那所有权同样清晰，就是国家实验室或者大学的，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是谁的，产出就是谁的。

21世纪以后的中国科研界，却是一个另类的存在。这里大约是最早解决剥削问题的地方了，至少是部分解决。在中国科研界，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公立研究所，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项目负责人拥有极大的收益空间，简而言之，成果是属于项目负责人的。

换言之，国家掏钱做项目，做不出项目，国家付钱，做出了项目，依旧是国家付钱，但研究者获利。

这有点像是去赌场玩，赌场方面送给赌客的泥码。泥码不能直接兑换现金，但只要下一次赌桌，赢回来的钱，就可以兑换成现金了。

这样的待遇条件，想必也是不长久的，不过，这也是使得21世纪以后，海外人才纷纷归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作为有血有肉，要养家糊口，欲奉孝于父母，泽被亲友的普通海龟海带们来说，实实在在的希望，比道德说教更有意义。

不过，张大勇却不一定能等到那一天。作为国内生物界一流人物，同样的条件下，张大勇成为千万富翁应当是不难，然而，他这一代的科研人，却是结结实实的被牺牲了。

没有人刻意的去牺牲他们，但结局却是如此。

“张教授，您要保重身体，争取多干二十年。”杨锐如此说。

张大勇呵呵两声，道：“十年没问题，二十年恐怕坚持不到了。”

“你们在讨论什么？”伊文思教授站在旁边，一脸好奇。

“我们在说，还能做多久科研的问题。”杨锐笑着换成了英语。

伊文思轻笑两声：“能做多久科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一定做的比我们久。”

杨锐的年纪还不到在场其他学者平均年龄的一半，说起来，几乎能多做30年科研了。

又是一轮羡慕之后，伊文思却是给杨锐讲起了闭幕日演讲的要点。

勉强说来，演讲是要比报告高端一些的，主要是自由度比较高。演讲是想说什么都行的，如果是比较牛的学者，比如杨振宁这种34岁就拿到了诺贝尔奖，攀上第一阶的大犇，他做演讲完全可以谈人生，谈理想，谈谈我的梦想与我们面临的问题。

报告就没有这种自由的，听名字也知道，演讲是居高临下的，报告是仰首抬头的。

报告通常是直面工作的，说明自己的工作是最主要的报告形式，这种很是简单。

但进化到了演讲的话，依旧采用最简单的模式，南德斯教授可以，杨锐就不可以了。

遇到计较的人，说不定会被看做狂妄。

杨锐也不希望自己在国际友人面前的亮相，是以木呆呆的华人学生的形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