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面临这样的窘境，工人们退无可退，必然是要闹一闹的。

一家工厂闹事也就罢了，如果是多家工厂联合闹事呢？

胡秘书可不想刚刚坐上“化药振兴办公室”的位置，就被人给赶下去。

但是，要是不做改革……不做改革，要他这个“化药振兴办公室”和主任又有何用？

胡秘书心中思量着此事，愁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胡秘书的心情依旧难以平复，做秘书与做主任的最大区别，大约就是拍板时的抉择了。

一旦决定分拆重组华北药业等多家工厂，责任也就背在了身上。

责任这个东西，外人想起来轻松，自己想起来就沉重了。

旁的不说，普通人想想警察到自己家来，就担心的不行，以至于不敢作奸犯科。作为官员，做出影响无数家庭生计的决定，却毫不担心有没有人晚上来套自己麻袋，即使冒着警察上门的风险，依旧要收取贿赂，吃拿卡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正是这样的大无畏的传承，才有无数的官员，做出意义重大的决定。

当机会指向胡池胡秘书的时候，胡池同志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使他彻底的脱离了秘书的思维，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官员。

胡池同志拿起了电话，打给了杨锐。

“杨锐啊，你说的计划，我还想和你再谈一谈啊。”胡池拿捏着语气，说出了推卸责任的潜台词。

“喂，喂，听不清啊，你是哪里？”杨锐望着没有来电显示的座机，很是无奈。

“你那边在做什么。”胡秘书更加无奈，话筒里全是嗡嗡的声音，令人发燥。

杨锐大声喊道：“我在开party啊，有外教和外企的人过来，趁机请其他人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啥爬梯？”

“就是……音乐流水席。”杨锐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回答了。

所谓party，由主人提供食物和酒水，随时供客人取用，同时全场放出音乐，可不就是音乐流水席嘛。所不同的，也就是中国人习惯了有固定的席位，西方人喜欢随意走动罢了。

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酒席，若是规模大一点，菜过五味酒过三巡，所有人都开始站起来敬酒了，席位也就是个歇脚的地方罢了。

胡秘书却是出过国，留过洋的，此时才想到party是什么，对杨锐的比喻也颇为无语。

当然，更无语的是，我这么焦虑，你竟然在家里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