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因为武汉之役的结束，而使得我们和倭寇双方都进入了休整时期，所以并未主动发起战争，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很快，我们又会杀的血肉横飞，一个不留。

但是正是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倭寇似乎也渐渐地发现了，光凭战争手段，他们无法击溃我们，他们的预计，是我们失去了武汉之后就会崩溃，但是我们现在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继续和他们对抗，而且长期高强度的作战不仅仅让倭寇军队疲惫不堪，也让倭寇国内疲惫不堪，所以十一月十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

此项声明包括东亚的永久和平；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联合防共；经济合作；创建新文化；世界和平。当然这些条款在我看来就和放屁没什么两样，但是却有人对此深为赞同，比如汪兆铭；但是这还不足以影响我们；倭寇大抵也发现了再这样下去很不利，所以他们试图重开谈判。

也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校长原来和倭寇一直并未断绝全部的联系，而是通过秘密途径和倭寇国内的温和派接触，当然校长的底线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否则一切免谈，这些条款在武汉之役结束之后被倭寇国内的一些老牌的军事人物和政治家所接受，只是被军方干扰了；其实倭寇军方也提出过一个近乎于乞降的和平条款，这是倭寇主动提出的，是在南京陷落之后，但是被校长严词拒绝，校长本来是有部分担忧的，所以没有拒绝继续谈判，可是越到后来校长的立场越坚定，完全拒绝了倭寇的谈判要求。

近卫文磨恼羞成怒，发表了一份“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与之调整两国邦交”的声明，摆明了是蔑视国民政府，而要扶持另外的伪政权去做他们的“儿政权”。找一个有分量的中国政治人物去做第二个溥仪，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对于此，校长嗤之以鼻，不予任何理会，照打不误，就是拖也要把倭寇拖垮！这是校长越来越坚定的信念，绝不与倭寇媾和，也是蒋百里公的遗愿；是的，百里公已经离去了，十一月四日，百里公病逝于广西宜山，留下了许多遗憾；终其一生，百里公也未曾得以指挥军队作战，盖棺定论，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兴登堡元帅的话，在蒋百里公的身上并未得到体现。

时乎？命乎？

对于此，我这个并未进入决策层的人是不好加以评论的，我只是乖乖的陪着校长，一起处理政务。

校长那天醒来以后，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七点了，那个时候还算是早晨，一晚上，我和表哥一直都在处理政务，整个会议室都是我们处理好的政务和未处理的政务，但是过于疲倦，我们处理着处理着就睡着了，侍从室的官员也睡倒了一地，我和表哥一个趴在桌子上一个靠在椅子上呼呼大睡，看的校长是一阵好笑。

我们醒来之后，校长对于我们的举动非常满意，表达了赞扬，随后把表哥赶回了赣县，继续做县长，而把我留在了身边，带着我一起处理事务，二军队里的事情我全部交给了谢晋元大哥，和校长一起处理事务，减轻校长的压力，而校长对于我提出的让侍从室分工的提议，也表达了满意，决定接受这个提议，让侍从室把文件全部分类而后再处理。

校长的脸上也多了一丝笑容，只是在这丝笑容的背后有多少苦涩和担忧，是我所不能理解和预估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让我痛心无比的长沙大火事件。

这件事起源于“焦土抗战”政策；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将军，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倭寇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三十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