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孟忧心忡忡：“那王大姐上去之后真说不出话来怎么办？”

哎呀，真是念稿子的话，干嘛国家不派一个播音员过来？到时候念出来更响亮，更有气势，更能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生气。

余秋瞪眼，低声警告：“你闭嘴，不许说话。先让她上去再说。”

人在什么时候最放松？面对萝卜白菜的时候啊，反正不管你说什么，萝卜白菜都不会嘲笑你。

只要王大姐坚信，底下的人都不知道她在念什么，她就不会害怕了。

大会流程走得极快，各个国家的代表发言。

余秋也搞不清楚是每个国家都有发言机会，还是跟专业医学会一样，只有部分文章会被发表。

因为她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激动中。她现在相信人一生最爱国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出国时期，而是作为国家代表站在世界舞台上。

跟没见过世面的她比起来，林教授简直淡定的不能再淡定。老人家还拿出了笔记本，认认真真地做起了笔记，真正摆出了学习的态度。

余秋羞愧不已，赶紧收敛心神，不管能听进去多少，她起码得做出端庄的模样。

“到王姐了。”小孟紧张得整个人都绷紧了身体，他偷偷地用手肘提醒余秋，他真的比王大夫还紧张。

他到现在都觉得代表团应该派播音员上场读稿子。虽然王大姐这回发挥的不错，声音没有颤抖，稿子也读得很流利，但是比起播音员肯定要差好远啦。

结果小孟很快就发现自己太天真了，原来还有回答问题的环节。底下这些外国人听完的发言稿不算，还要追着王姐问个没完没了。这可比在学校里头考试可怕多了。

余秋也从紧张的神游中挣脱出来，满脸严肃地看着王大姐。台下的提问挺简单的，但是一不小心就容易回答错误。

如果一个病人的手被砍断了，那该怎么办？

余秋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手，害怕王大姐一紧张就回答错了。其实这种程度的问题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出现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但是赤脚医生对于全世界的医疗界来说都是一个新兴的名词。

王大姐当初经过了4个月的培训就直接背起医药箱给病人看病，这样的培养模式完全不可思议，可以说是颠覆了整个医学教育体系。

外国人问的问题也不刁钻，因为这的确是很常见也很紧急的外伤事件，不能由着大夫拖延，必须得立刻给予处理。

台上的王大姐真是潇洒极了，她毫不犹豫，声音响亮地给出了回答：“我会找干净的布帮他包起来，然后扎止血带，没有止血带的话就用布条，隔15分钟放松一次，砍掉的手妥善地保存好，赶紧给县区医院跟市医院打电话，找能够接收处理的大夫。”

她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双眼明亮，“我们国家有技术把断手接上去，等到长好以后，病人就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了。”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也许这个问题随便问一个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都能给出正确的解答，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好激动的。

可是现在站在讲台上的是中国的赤脚医生，她只经过简单的医学培训，然后就开始给病人看病了，而且还处理的很不错。

演讲只持续了15分钟，可是后面的提问环节，余秋不晓得究竟已经进行了多久。因为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明显对赤脚医生表现了很大的兴趣。

赤脚医生是怎么工作的？赤脚医生的报酬要怎么算？中国农村农民看病真的不要钱吗？他们是如何实现用这么小的经济投入取得如此大的卫生事业进步？

王大夫一个接着一个回答问题，越到后面她表现的越自信，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直到有人表示疑惑，那么短的培训时间，医生究竟能学到多少知识？

现在站在台上的赤脚医生也许是其中的佼佼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这不代表其他赤脚医生可以做到如此好，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病人被误诊，没能及时得到正确的治疗。

这样的医疗模式如果被推广的话，会不会变成对病人的敷衍？反而让情况更加糟糕。因为病人原本可以选择更加正规的医院，让经验丰富，接受过严格培训的医生进行治疗。

这个问题已经超过了赤脚医生工作范畴，讲台上的王大姐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没错，这本身就是矛盾所在处。谁也没办法说，赤脚医生比正规医院的大夫水平更高，就连他们自己也从来不这么讲。不管宣传是什么样子，赤脚医生都是尊尊敬敬地管正规医生叫老师的。

余秋朝陈团长使了个眼色，陈团长立刻点头，然后跟身边人说了句什么。

工作人员带着余秋上了讲台，余秋在讲台下握了把王大姐的手，发现王大姐手心已经湿漉漉的。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也是名赤脚医生，下乡后担任大队的医疗保健工作。”

余秋简单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直接切入问题，“没错，我们必须得承认严格充足的医疗培训对于医生成长至关重要。但是我们还得承认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也就是这世界上80%的疾病是穷病。

为什么要找赤脚医生看病？因为赤脚医生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用得起能够用留得住的大夫。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始终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我们拿起锄头干活，放下锄头看病，为我们的父老乡亲提供的最及时也最有效的医疗帮助。

对，这个医疗帮助未必最准确，甚至有的时候是错误的。但这并没有什么需要被特别诟病的地方。因为医学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犯错，然后又不断积累经验的历史。

数百年前利用蒸发的水银治疗梅毒被认为是最正确的办法。结果水银毒死人更快。

本世纪初，人们利用疟疾来治疗梅毒，同样有人因此而丧命。但是情况好转了，起码有不少病人获救。所以发明这个疗法的医生获得了诺贝尔奖。

况且，我们治疗犯错误的概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因为我们赤脚医生工作场所相对固定，这就意味着本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相对固定的。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全面，很多疾病都没见过，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但是本地老百姓容易患的病，我们却心中有数，也知道该如何治疗。

我们解决不了那20%的重病大病，但是帮助了80%的小病常见病，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而言就是极大的安慰。而当大夫，即便是最顶尖的大夫，也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我们在病人生病受到痛苦折磨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在病人身旁，就已经给了病人莫大的心理支持。这种支持以及我们所能采用的力所能及的治疗办法可以帮助病人战胜疾病，最起码可以拖延时间，将他们转到更高级的医院当中去。

如果说还有什么是药品以及手术之外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那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心以及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这二者，恰好就是我们赤脚医生与我们的乡亲最不缺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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