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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手表柜里好像储存着很多星星，红的，蓝的，白的，它们也在旋转。我擦擦眼睛，说不出话，秀秀也不说话了，渐渐地，她的呼吸轻了，平稳了。我想，她睡着了。我拿起她在看的书，《说话的艺术》。

我放回去，这时，房间的门开了，我看过去，业皓文走了进来，几乎没有脚步声，他看着我，指指秀秀，头往一边歪，双手合十放在耳朵下面。我点了点头，轻手轻脚地从被窝里钻了出来。秀秀没有睁开眼睛，只是呜咽了声，业皓文赶紧拿起床头柜上的一只狐狸公仔塞进了秀秀怀里。秀秀抱住那只小狐狸，翻了个身。我下了床，起身走了出去。走到客厅，业皓文也出来了，他喊我，和我说：“你的衣服洗了，晾在阳台了。”

我说：“我先回去了，她醒了你和她说一声吧。”

我们两个人轻轻地说话。

业皓文问我：“我拿身衣服给你。”

我说：“不用了。”我又说，“洗好了之后我快递寄给你吧，寄去你们公司好了。”

业皓文说：“吃点东西？”

我摇头。他问道：“你回融市？飞机还是火车？”

我说：“火车，现在去买票。”

“我送你过去吧。”业皓文说。

“不用了。”我说。

我走去玄关，业皓文跟着我，我穿鞋的时候，他站在我后面，问我：“小宝他们最近还好吧。”

我说：“你不用没话找话说。”

他清清喉咙，递给我一张湿乎乎的五十块钱，半包烟，我的手机和一只打火机。我接过来，穿好鞋，我就走了。走到他们小区门口，我约了辆车，司机二十分钟后能到。雨停了，地上很干，好像没下过雨一样，我点了根烟，烟是湿的，抽了一口就自己灭了，我咬着香烟等车。

一辆辆车开过来，有的司机放下车窗，从车里看我，我也看他们，看车型，看车牌，都不对，都不是我等的车，等到我等的车到了，我坐上去，司机问我：“火车站是吧？”

我说是的。他在车上用微信聊天，外地方言，我听不懂，我看外面，风顺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离开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个发展得很完备的现代化大都市了，机场，火车站，地铁，什么都有，什么都很新，地铁线路每年都在延伸，将周边的小县城，小村庄一个个连接起来，只要半个小时，五块钱，就能从偏远的郊区去到什么都有的市中心。我们的车经过市中心时，堵了会儿车，路上很热闹，有中年妇女在空地上跳广场舞的，有一大帮醉酒的男人走在路上，一个人被落下来了，在街边狂吐，一个女孩儿坐在长凳上哭，一个男孩儿追着一颗红色的气球疯跑，他母亲在他身后喊他，追他。他们要回家了，气球却跑了，男孩儿不想和气球分开。气球还是自己飞上了天去。

我买了张最便宜的慢车车票，坐了一个通宵才回到了融市。出火车站没多久，我接到了盒盒的电话，他妈醒了。我赶去医院，盒盒妈虽然苏醒了，但是还在重症监护病房，病房里的护士看到我就问：“小余人呢？？”

我说：“他不在吗？我是接到他电话才来的啊。”

护士和我大眼瞪小眼：“他刚才还在这儿的呢！我一转头他就不见了！！”护士递给我一张表单，“去照CT！”

我拿过表单，看看盒盒妈，她的脸色蜡黄，面容憔悴，一双眼睛倒明亮，眼神犀利，像我妈，也像冯芳芳。我下意识一哆嗦，避开了她的视线。我不想被这样的两道视线盯着。

盒盒应该也不想。

8月20号，盒盒从附一院跑了。我再没见过他。

9.

9月20号。盒盒走了整整一个月，盒盒妈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我扭到的右脚脚踝痊愈了，走路不用一瘸一拐的了，好再来重新营业了十天，没人举报，没遇到警察临检，地下室无照技师们同仇敌忾再就业的热情由浓转淡，又开始有人离职，有人消极怠工，有人成天地唉声叹气：这日子还是和从前一样，真没意思，真没劲，惹得范经理天天在微信群里骂街。

范经理还打算给我找几个新的室友，我在休息室换衣服的时候，他找我聊了聊。

我说：“小宝偶尔会回来的。”

范经理问：“过夜吗？”

我摇头，范经理说：“小混账要是在宿舍里过夜，你要问他收钱！”

我笑了，范经理的眼角往上一吊，问我：“盒盒妈妈怎么样？”

我说：“恢复得差不多了，能自己下地走路了。”

范经理说：“不是很多地方骨折吗？”

我说：“都不算很重的伤。”

范经理点了点头，一会儿，他低着头，低着眼睛抽烟，问：“那癌呢？”

“医生是建议做手术，她不肯。”

范经理挑起一边眉毛：“钱？”

我点头。我说：“我联系过她的家人，不是说在外地，就是说在赶过来。”

范经理翻个白眼，我摸摸耳朵，也点了根烟。我们两个无言地抽着烟，休息室里来了两个准备上夜班的技师，他们换好衣服，坐着玩手机。范经理看了看他们，拿起烟灰缸，放在膝盖上抖烟灰，说：“这么一直拖着也不是个事。”

他皱起眉头，费解道：“奶子对女人来说就这么重要？”

我在胸前比划了下：“我没有，我不知道啊。”我想了想，道，“不过要是我得了睾丸癌，癌症扩散到了阴茎上，要割掉它们我才能活，我愿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