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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武士与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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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传统的饮食虽有精致的形式,但大多是清淡的底蕴。生鱼、大酱汤、米饭团子,即使再加上荷兰人或者葡萄牙人传来的油炸什锦(天福罗),依然形不成什么菜系,不足以满足富豪们的饕餮味觉。

同样是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日本传统的服饰也相当简朴。在博物馆的图片资料里,女人们足下的木屐,不过是两横一竖的三块木板,还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们身上的裤子,常常就是相扑选手们挂着的那两条布带,也缺乏裤子的成熟形态。被称作和服或者吴服的长袍当然是服饰经典,但在十八世纪的设计师们将其改造之前,这种长袍既无衣扣也无袢带,只能靠腰带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临时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传统的家居陈设仍然简朴。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家具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与否的标志,这一标准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无法与中国民间多见的太师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龙凤雕床比肩。也许是地域窄逼的原因,日本传统民宅里似乎不可能陈设太多的家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也习惯于四壁之内的空空如也。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浓色重彩花哨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规,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么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细巧妙一些的器具。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也不能不让人心惊。正是在这一个个暴露出历史荒芜的遗址面前,一个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设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为了轰动媒体的奇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考古学家也许是对日本的过去于心不甘,荒唐中杂有一种殊可理解的隐痛。

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强大生命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蛮族征服罗马,满人亡了大明,山姆挫败英伦,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但日本在二十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传统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侦破的密码。这一个岛国昔日确实没有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最先强大起来,最先交出了亚洲人跨入现代经济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粝的、边缘的、清苦的过去,倒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这种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士农工商”,日本的“士”为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统为王道而非儒学,与中国的文儒传统迥然有别。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灭德川幕府,成功实现明治维新,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主导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汲收“汉才”以及“(荷)兰学”,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武士道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导致了“神风敢死队”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在“和平宪法”下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一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日本的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政治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绝,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年皇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却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日本的清苦,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职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轻术,这些中国儒生的饱暖之议在日本语境中影响甚微。基于生存的实用需要,日本的各业职人一直是广受尊重的阶层,在江户时代已成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坚实基础。行规严密,品牌稳定,师承有序,职责分明,立德敬业,学深艺精,使各种手工业作坊逐渐形成规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贸易和技术,立刻顺理成章地蛹化为成批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甚至一直延伸为日本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直到今天,日本企业的终身制和家族氛围,日本企业的森严等级和人脉网络,还有日本座座高楼中员工们下班后习惯性义务加班的灯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帮时代职人的遗迹。日本不一定能够被人认为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国或者文化大国,但它完全具有成为技术强国的传统依托和习俗资源。造出比法国艾菲尔铁塔更高的铁塔,造出比美国通用汽车更好的汽车,造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干线、机器人、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对于职人的后代来说无足称奇。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资本主义给日本换了血,不如说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里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扎根,并且发生了变异性的开花结果。

有趣的比较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因此,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日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

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还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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