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贫困感

我曾相信，任何不能充分运用数学方法的学问，都不能称其为科学。不过，一个也许无知的问题一直在跟随着我：数量化方法如何适用于心理文化现象？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蒸汽机和棉花的生产销售数量化，甚至可以把教育、出版及其他高智能产业不无牵强地数量化——把智能描述成工业货品的模样，但我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持有价值？能不能努一把力，弄出几个关于人们持有价值的开发、流通、储存、分配的数学模型？

但愿是可以的。但愿有朝一日，任何一种心理文化现象，这些忽有忽无、忽聚忽散、忽大忽小的东西，统统在电子计算机的规划和控制之下，不再使有些经济学家们神色茫然。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计算贫困，还可以计算贫困感。

一般来说，贫困产生着贫困感；但同样是一般来说，前者与后者似乎又并没有必然联系。勉强温饱的人，常常可以自得其乐和自觉其足，在穷乡僻壤悠悠然哼着小调。我访问乡下的时候，为了让这些农民相信眼下天天吃肉的日子算不上皇帝的日子，相信还有比这里更清洁、更漂亮、更富足的村庄，常常得费尽口舌。他们听我说起美国，常常会哈哈大笑：“你诳人！”

比较而言，倒是很多丰衣足食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家里有了彩电、冰箱、vcd、万元存款，还觉得自己可怜兮兮，简直他妈的活得不像个人。有时候，他们的委屈在肉碗面前也可能有些动摇，他们的一些邻居和朋友却及时地帮助他们坚定，用“外面世界很精彩”的种种传说，逼着他赶快放弃高兴一下的念头。有一位作家曾在南方某个座谈会上就这样百思不解：“我还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周围的人非让你觉得穷不可！”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国，传媒上告诉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费“人头马”、“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影视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华宾馆里一身名牌地发布格言。在这种超高消费的比照之下，什么样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们的贫困感呢？因为自觉贫困，因为自觉贫困深重，人们当然没有理由要安心本职工作及其工薪收入，没有理由不去业余走穴、投机宰客甚至贪污腐败。贫困感像感冒一样的到处流行。这种贫困感不但发生在真正的穷人那里，更多时候发生在不那么穷的人们那里——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触传媒，更有条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费动态，并为之愤愤不已。常常是，对品牌和明星的持有欲望，还有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受挫，遮蔽了他们自己实际的富裕。

只要稍稍深入一下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并不是中国人都在喝“人头马”，也并不是喝“人头马”的中国人都腰缠万贯——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家里其实连一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就像挂着bp机的中学生，可能还有学费之虞；穿着名牌衬衫的人，可能还得借钱治病。超前消费只不过是穷人对体面的某种预支。这些人视持有价值重于使用价值，因此并不是想喝酒，而是想喝“人头马”的品牌，喝出自己进入现代生活潮流的感觉，喝出自己想象中西方男士和女士的那种美轮美奂，于是购买力自然指向了高价。他们推动了“人头马”在中国的热销。同样的道理，他们这一类消费者也推动了“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等等的热销，让西方商家一次次大跌眼镜，惊叹中国的市场真是秘不可测。他们按照“劳力士”在上海的销量，一度以为上海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巴黎。他们不明白，持有价值以及公费腐败共同促成的这一超高消费壮观，大大遮蔽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包括这些消费者中很多人实际的贫困。

对贫困和富裕的双重遮蔽，就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社会科学有一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命题眼下在很多学科似乎正在重新复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种被意识的存在。于是命题就可以改变成一个绕口令似的说法：被意识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被意识的贫困，被意识的富裕，常常与真实相去甚远。而且凭借心理文化信号的传播，两种被意识的存在可以互相激发和互相强化；越怕被别人看作穷人就越要竞富，越看见别人竞富就越觉得自己是穷人。虚拟化的贫困和富裕，就是这样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交叉震荡，最后导向深刻的认知危机。

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真实？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虚拟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没有挫折、孤独、无聊等等，不，即便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社会不公和人生不幸仍会显露出严酷相。但解决难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难题。很多现代人也许并不缺乏解决难题的本领，倒是可能被层层叠叠紊乱而失真的文化信号，弄得失去了诊断自己和诊断环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小说就是这么说的。由此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主义讨论中常用的一个词：“焦虑”。“焦虑”与“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虑”却莫名；“痛苦”很具体，“焦虑”却抽象。“痛苦”是一个生活性概念，“焦虑”则是一个生存性概念。如果说“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独、无聊等等，那么“焦虑”则是被意识的挫折、被意识的孤独、被意识的无聊等等——而一切意识正在被文化潮流强度干预和塑造，已经变化万端、飘忽不定、虚实相生、真伪难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它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过是一种文本感染，不过是一些广告并发症或者影视后遗症。

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带有传统意味的“痛苦”只是我们人生的外趋性危机，而“焦虑”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内趋性危机，主要是对危机的认知本身出现了危机。

这是第二级危机。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性解放，民主，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其强势主要来自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富有活力的体制安排和人才精英的汇集，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种只是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这个品牌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国，甘心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少了很多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文雅风格，对穷国和弱国也基本上放弃了殖民统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经平等。

目下大、中学生们的玩“酷”之风，就是典型的美国产品，最早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经由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再进入中国大陆。因为它总是与影视里的冷面猛男相联系，结果，潇洒、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风格就成了它的注解。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酷”的东方之旅似无任何暴力性质，而且在所到之处几乎都激起了愉悦、敬佩乃至甜蜜蜜的爱慕，同市场经济一起成为全球化可喜进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细地考查一下就可以发现“酷”牌文化对于强国和弱国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酷仔酷哥们常常穿着牛仔服（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兰地（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英雄虎胆地玩飞车（汽车是美国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着电话机座皮鞋也不脱就跳上了床（电话技术和保洁器具需要从境外引进），常常在生死关头遇到了美丽的碧眼姑娘（要有这样的艳遇就必须带上钱到那里去）……这种文化一般来说也提供了正义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识，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拓开了输出产品和技术的空间，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增加了赢得民心和政治要价的筹码。社会心理开始出现倾斜。新的依附关系，新的权利支配关系，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经悄然就位。

进一步说，影视里的“酷”星们很少埋头读书，而这是教育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很少大汗淋淋地打工，而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遭遇东方式的“走后门”和是非不分的庸众，而这是中国人经常要面对的现实。他们的文化神话吸引着我们，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推动了一个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的经济改革；但另一方面，它在年轻一代发烧友们那里引起的走火入魔，显然遮蔽了这些国家的某些重要现实，遮蔽了社会机体发育不良的一个个危机。当我看到很多无意读书、不会打工的青少年却掀起了喝洋酒的热潮，掀起了考“本”学车的热潮，就不免觉得流行文化的符号剥削与符号压迫有点酷，即残酷——因为这几乎是一种符号致残事故，因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车，连就业都不够资格。更要命的是，中国的土地和能源状况也永远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汽车消费。

没有人会对这种人格残疾负责。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的自由至高无上，如果“酷”一类的文化符号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剥削、压迫乃至摧残效应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词和学科地位的新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伽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益对手。事实上，不同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bbc一类传媒巨头身后伟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约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实都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变成仇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作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很难说是出于传媒的阴谋。由某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他们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恶意的共谋，却有各自的私心。他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球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当今实际上正在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他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文化份额。时间长了，他们甚至成了一些缺肝缺肺的技术人，并无自己确定的立场，陷入各种符号迷阵而无力自拔。

文化似乎已经自由了，但文化工业无法完全摆脱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入，即使在较好的情况下，它也常常是一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的“传媒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工业是一列制动闸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很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第二级历史

冷战结束以后，有些人欢呼全世界进入了“历史的终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语），断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将征服全球。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呈现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的一种最终选择。

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文化需求，转向与这种需求相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不久。

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市场、专制民主、左右诸多两分法模式，对它已力所不及。这个世界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可能以符号化财产和符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这种分配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思想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1997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杂志，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