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高薪的才子并没有成天闲着。他们对道德的失语，其实出自一种真实的苦恼——或者说更多是逻辑和义理上的苦恼。说善心不一定出善行，这当然很对。说善行不一定结善果，这当然也很对。说恶是文明动力，说道德的历史化演变，再说到善恶相生和善恶难辨因此道德无定规，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层面来看，无疑更是大智慧，比“心灵鸡汤”更有学术含量和精英品位（坦白地说，我也受益不少）。不过，用诗化哲学、文化研究、语言分析、解构主义等等把道德讨论搅成一盆糨糊以后，才子们总还是要走出书房的，还是要吃饭穿衣的。书房里的神驰万里，无法代替现实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说，一位才子喝下毒奶粉，会觉得这是善还是恶？会不会把毒奶粉照例解构成好奶粉？会不会把奶粉写入论文然后宣称道德仍是假命题？会不会重申幸福不过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意见和叙事法，因此喝下毒奶粉也同样可以怡然自得？……书本上被他们争相禁用的二元独断论，在此时此刻却变得无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喝，还是不喝，是一个问题。

生气，还是不生气，是后现代主义无法绕过的学术大考。

独断论确实应予慎用。人间事千差万别，一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尺子显然量不过来。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面子对有些人而言是利益，对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交响乐是有些人生命的所在，在另一些人那里却不值一提。由己推人不等于认可一厢情愿，有些人对宗教徒的关怀也实属形善实恶：把寺庙改成超市，说面纱不如露背装，强迫斋戒者赴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强烈仇恨，构成文化误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情况下，有些人还完全可以把豪宅当作地狱，把自由视为灾难，把女士优先看成男性霸权的阴谋……但是，无论利益可以怎样多样化、主观化以及感觉化，无论文化可以怎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要人还是人，还需要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权，酷刑和饿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成为美事，鲁迅笔下的阿q把挨打当胜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性。这就是说，“由己推人”向文化的多样性开放，却向自然的同一性聚结；向善行方式的多样性开放，却向善愿动力的同一性聚结——多样性中寓含着同一性。对当代哲学深为不满的法国人阿兰·巴丢（alainbadiou），将这种道德必不可少的普世标准和客观通则，称之为“一个做出决定的固定点”和“无条件的原则”（见《哲学与欲望》）。他必定痛切地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于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强加于人的胡来，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可能的恩惠。同样，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宗教的信仰，理性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了无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这种糨糊状态，毒奶粉也就不妨亦善亦恶了——不过这就是某些哲学书中要干的事？就是他们忙着戴方帽、写专著、大皱眉头的职责所系？就是他们飞来飞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评审会的专业成果？他们专司“差异”擅长“多元”，发誓要与普遍性、本质性、客观性过不去，诚然干出了一些漂亮活，包括冲着各种意识形态一路下来去魅毁神。但如果他们从过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虚无论，在一袋毒奶粉面前居然不敢生气，或生气之前必先冻结满脑子学术，那么这些限于书房专用的宝贝，离社会现实也实在太远。学术的好处，一定是使问题更容易发现和解决，而不是使问题更难于发现和解决；一定是使人更善于行动，而不使人在行动时更迟钝、更累赘、更茫然、更心虚胆怯，否则就只能活活印证“多方丧生”这一中国成语了：理论家的药方太多，无一不是妙方，最终倒让患者无所适从，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不用说，现代主流哲学自己倒是应接受重症监护了。

六

一种低阶、低调、低难度的道德，或者说以私利为圆心的关切半径，往往是承平之世的寻常，不见得是坏事。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国家不幸英雄幸，这已经道出了历史真相：崇高英雄辈出之日，一定是天灾、战祸、社会危机深重之时，必有饿殍遍地、血流成河、官贪匪悍、山河破碎的惨状，有人民群众承担的巨大代价。当年耶稣肯定面对过这样的情景，肯定经历太多精神煎熬，才走上了政治犯和布道者的长途——这种履历几乎用不着去考证。大勇，大智，大悲，大美，不过是危机社会的自我修补手段。耶稣（以及准耶稣们）只可能是苦难的产物，就像医生只可能是病患的产物，医术之高与病例之多往往成正比。

为了培养名医，不惜让更多人患病，这是否有些残忍？为了唤回小说和电影里的崇高，暗暗希望社会早点溃乱和多点溃乱，是否纯属缺德？与其这样，人们倒不妨庆幸一下英雄稀缺的时代了。就总体而言，英雄的职能就是要打造安康；然而社会安康总是会令人遗憾地造成社会平庸——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我们没法让丰衣足食甚至灯红酒绿的男女天天绷紧英雄的神经，争相申请去卧薪尝胆，过上英雄们赢来的好日子又心怀惭愧地拒绝这种日子，享受英雄们缔造的安乐又百般厌恶地诅咒这种安乐。这与寒带居民大举栽培热带植物，几乎是同样困难，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于下面的话，当然是可说也可不说的：事情当然不会止于平庸。如果没有遇上神迹天佑，平庸将几无例外地滋生和加剧危机，而危机无可避免地将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里弗似的循环故事不免乏味。

高级的个人主义，差不多是初级的群体主义——两相交集不易区分的状态，不仅是承平之世的寻常，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熟悉之便。这话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爱则已，一爱便遍及陌生人，就可远渡重洋千辛万苦地去异国他乡济困扶危。idealism，欧式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常伴随这种刚性划一的行事风格。这种爱，接近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是儒家颇有保留的高调伦理。与此相区别，中国古人大多习惯于社会的“差序格局”（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亲疏，别远近，划等级，是一种重现实、重人情、重差序的爱，其道德半径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波纹式地渐次推广和渐次酌减（后一点小声说说也罢）。《孟子》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见《滕文公下》）。还指出：如果同屋人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了。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后人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人深谙人情或说人之常情，因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除非特殊的情况，儒家说“成己成物”，佛家说“自渡渡他”，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性，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见“爱你的敌人”（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也没有“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荡。这一种“中和之道”相对缺少激情，不怎么亮眼和传奇，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暖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这样的多义性被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论语》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强调“为仁不富”，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关击柝”（打更）的小吏（见《万章下》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似乎更为苛刻，颇有侵犯人权之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财物，连儿女也不得家养私有，还应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eattogether）”——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肯定会吓晕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干，师生们肯定会愤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文革”的“改造思想”，然后一哄而散，甚至喷泪狂逃。

显然，中外先贤的经验是“抓小放大”和“抓上放下”，营构一种平衡的精神生态结构。他们差一点说明白了的是：道德责任不应平均分配，精英们既享受良好教育资源，就不可将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因此必须克己，必须节欲，必须先忧后乐，办事时必取道德同心圆中的相对外圆直至最大圆——此为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一义。这个最大圆叫“人民”或“天下”或“大家伙”都行，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来承担导向性的高阶道德，与低阶道德形成配套和互补，以尽可能平衡社会的堕落势能，延缓危机的到来。不无讽刺的是，一直追求平等目标的现代人类，历经多次启蒙和革命，至今未能实际上取消权力和资本的等级制，却首先打掉了道德责任等级制。一直勤奋好学酷爱文明的现代人类，在百般崇敬中外先贤之后，对他们的重要忠告却悄悄闪过。对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殴，首先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领域而不是底层民间，成为不太久之前媒体上的真实故事。法制也使精英们更多受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下，他们终于得见天日，解除了柏拉图、孔子那一类糟老头强加的额外义务，“砖（专）家”和“教兽（授）”——特别是戴上官帽和握有股权的一窝蜂抢先致富，而且更有条件去调动司法资源，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也有更多的话语资源，把自己的恶行洗白。

这才是人们忧心于道德重建的主要现实背景。

七

利己是动物学的一条硬道理——承认这一点无需太多智慧。同样需要一点智慧的提醒是：人类是一种特殊动物，一旦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个体和群体的双重性。拉丁词persona（人），其字面原义是“传声”、“声向”，已标注了人的互联特征，甚至半社会主义的倾向。离群索居的成长，对于乌龟或狗熊或有可能，对于人却不可能。这用不着危机下团结奋争的场景来证明，想一想无时不在的语言文字就够了——没有这一公共成果，一个野人更接近于猴子。

个体——这东西有形、易见、好懂，而群体性则有点抽象，就像砖瓦什么的好懂，房屋结构原理却不大好懂。但如果世界上没有房子，砖瓦就只会是泥土，永远不会成为砖瓦。这里有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使n型部分（比如泥土）演变为n型部分（比如砖瓦）的道理。人们总是太依赖直观，容易看到有形物而忽略其他，因此惦记一下群体关系，惦记一下义，并非特别容易。把中东人肉炸弹和贵州失学少年想象成自己的家事，更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价值观迷茫，即荀子说的“利克义者为乱世”，差不多就是一种人类紧急解散的状态，一种砖瓦们齐刷刷要求从房屋退回泥土的冲动，每个人从n型部分退回n型部分的冲动。

有些问题很朴素：为什么不能当犹大？为什么不能当希特勒？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家天下？为什么不能弱肉强食欺男霸女？为什么需要人权、公正、自由、平等以及社会福利？为什么不能做假药、毒酒、细菌弹、文凭工厂、人肉馒头以及儿童色情片？……如果利己成为唯一兴奋点，如果“利益最大化”无所限制，那么这一切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某个夜深人静之时，击破很多人的难为情或者脑缺弦，是迟早的事。并没有特别坚实的理由来支持否定性结论，来推论你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这是理性主义的最大系统漏洞，逻辑帮不上忙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情是，如果大家都不再难为情和脑缺弦，如果人们都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人生真谛看了个底儿透，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考虑到法治体系并非由机器人组成，心乱势必带来世乱，一旦精神自净装置弃用，社会凝结机能减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隐形世界大战就开始了，直至官贪民刁而且越来越多的身份高危化——从矿工到乘客，从食客到医生，从裁判到交警，从乞丐到富翁，从税务局到幼儿园。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已在发生？同时发生的事情，是左派或右派的政策主张也不是由火星人来推行的，大家一同陷入道德泥沼的结果，只能是轮番登台后轮番失灵，与民众的政治“闪婚”频破，没几个不灰头土脸。有时候，即便经济形势还不错，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强多了，但官民矛盾、劳资纠纷、民族或宗教冲突等仍然四处冒烟地高压化，一再滑向极端主义和暴力主义。人们很难找到一种精神的最大公约数，来超越不同的利益，给这个易爆的世界降温。

到了这个时候，文明发育动力的减弱也难以避免。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科学和艺术虽贵为社会公器，却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与个人名望、王室赏赐、公司利润、绝色佳人等密切相关，于是“包荒含秽”（程颐语）是为人道——这并没有错。不过，包荒含秽并不是只有荒秽，更不是唯荒秽独贵。即便是就事功而言，某些清高者一事无成，不意味着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个比一个更会掐指算钱。特别是在实用技术领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高端而又最基础的某些前沿，很多伟大艺术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么多差一点饿死的画家和诗人；很多科学也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转化或无望转化为产业技术的重大发现，比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公布的二十三个难题，还有陈景润那迷宫和绝路般的（1+1）。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的文明大爆炸，至今让后人受惠和妒羡的思想界群星灿烂，包括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百家并起，恰恰是无利或微利的作为，以至苏格拉底孑然就戮，孔子形如“丧家犬”。十六世纪以后的又一次全球性文明大跨越，时值欧洲大学尚未脱胎于神学经院，距后来的世俗化运动还十分遥远。出入这里的牛顿、莱布尼兹、伽利略等西方现代科学奠基人，恪守诫命，习惯于祈祷和忏悔，从未享受过发明专利，不过是醉心于寒窗之下的胡思乱想，追求一种思维美学和发现快感而已，堪称“正其宜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急其功”（董仲舒语）的西方版。

人类史上一座座宏伟的文明高峰已多次证明：小真理是“术”，多为常人所求；大真理涉“道”，多为高士所赴。大真理如阳光和空气，几乎惠及世界上所有的人，惠及人类至大、至深、至广、至久却是无形无迹的方面，乃至在常人眼里显得可有可无，因此并无特定的受益对象，难以产生交换与权益，至少不是在俗利意义上的“有用”。不难理解，寻求这种大真理往往更需要苦行、勇敢、诚恳、虚怀从善等人格条件，需要价值观的暖暖血温。高处不胜寒，当事人不但少利而且多苦，只能是非淡泊者不入，非担当者不谋，非献身者不恒，差不多是一些不擅逐利的呆子。

一个呆子太少的时代，一个术盛而道衰的时代，我们对如火如荼的知识经济又能抱多大希望？“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师？”不久前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临终前的悬问，是提给中国的，也不仅仅是提给中国的吧？

八

结论是：一种缺失了“上帝”和“人民”的道德信仰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或者说新的“上帝”观和新的“人民”观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显然，如果文明可能绝处逢生，那么这一逼问就绕不过去。

悠悠万事，唯世道人心为大。

2010年8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天涯》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