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问我：你写的《归去来》这些作品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回想起来，一个作品产生的过程是复杂的，想把每个环节、每种元素都剖析清楚并分类入档，恐怕只是徒劳。

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我都非常熟悉，因为我曾经是他们的邻居或亲友。当我在稿纸前默默回想他们的音容笑貌，力图用逼真的笔调把他们细细地刻画出来，自觉是在规规矩矩地作现实主义的白描。但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给丙崽添了一个很大的肚脐眼，在幺姑的身后垫上一道长城，甚至写出了“天人感应”式的地震，就似乎与其他什么主义沾边了。

我一心写出人物的典型性，向字里行间渗入我的思考——或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或是关于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在做现实主义作家们都在做的事。但写着写着，我微弱而模糊的理性思路被某种氛围所淹没，被某种意象所摆脱，被某种突如其来的情绪所背叛。当一只金色的大蝴蝶飘飘摇摇地飞来，当叽叽喳喳的鼠声越来越洪大，当一角老凤般的飞檐在我面前静静地升起，我不能不使我的笔为之耽留。我感到自己正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迷失，乃至消失。于是我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想起了艾略特的《荒原》，想起了蒙克的油画《呐喊》等等这些现代派味道很足的作品。

我就是这样糊糊涂涂写下去。我相信一个人的创作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前不久看过的某一张报纸，动笔前与某位客人的交谈，墙上的某一幅画，窗外的某一棵树……这一切都可能制约着你就这样而不是那样写下来了。甚至天气——我这两篇作品都是冬天写的，身边有一个炭盆，它常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只有冷冷的白灰。

好在作者无须都成为文学理论家，就像母鸡下蛋并不需要懂得什么下蛋理论，猫捉老鼠并不需要懂得什么捉鼠的理论，一个人写作时不必在乎什么主义不主义。好在作品也并不是因为够格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才一文不值或身价百倍的。

我是个杂食类动物，口味较宽。既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喜欢现代主义的作品。读得兴起入迷的时候，我忘记了他们是否有标签，或是否应该有个标签。我同时也发现，在那些宏伟辉煌的文学高峰周围——不管这些高峰属于哪一种“主义”——总是围绕着很多幼稚嫩拙者、复制模仿者、造作卖弄者、哗众取宠者、趋时附势者。而这样的作品，往往还占多数。

各种路数的作品都良莠不齐，大概不是什么今天的新奇发现。那么，我们可以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怀疑现代主义，也可以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来轻蔑现实主义，但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立场——一个更重要的立场？我们是否应该站在现实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以及一切什么主义的好作品的立场上，来批评现实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以及一切什么主义的次品、赝品、废品？来批评一切虚伪、贫乏、庸俗的文学？

《大珠禅师语录》中有一段话。有客问慧海法师：“儒佛道三教，为同为异？”慧海法师回答：“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而不在教之异同。”一位佛门法师并不排斥儒、道两家，这种闪耀着东方大智大慧的态度，是十分有兴味的。其实，文学中也是迷悟由人，而不在主义之异同，不在概念观念手法流派之异同。文学的概念都是由人而生，为人所用。过分拘泥执著于这些概念，在概念与概念之间斤斤计较，你死我活，削足适履，大概就会由悟而迷了。大概就会忘记一件更要紧的事。

更要紧的事当然是：把作品写好。

自然，真正的大量者不弃小机，会重视“主义”的功用，会鼓励各种路数的探索包括一些确有价值的偏激。但真正的大量又决不是小机，大量者不会把概念观念手法流派等等本身当作文学，而能在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神会心领一种文学的绝对值，看到一切好作品所共有的灵魂：真诚与智慧。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人类这颗共有的灵魂朝各个不同方向的投照和外化。

这就是不成主义的好作品主义。

1986年7月

*最初发表于1986年《小说选刊》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