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骑兵军》

很少有作品具备巴别尔《骑兵军》这样多的商业卖点：作者的惨死，犹太人的悲情，哥萨克的浪漫，红色的恐怖，艺术上的独特风格，甚至还有西方教派之间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别尔与商业无关，与任何畅销书作家没有共同之处。一般畅销书作家是用手写作，高级畅销书作家是用脑写作，但巴别尔是用心写作，用心中喷涌出来的鲜血随意涂抹，直到自己全身冰凉，倒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刑场。在倒在刑场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纸上已经流尽。

巴别尔站在一个历史的压力集聚中心，一个文明失调的深深痛点，在白炽闪电的两极之间把自己一撕两半：他是犹太诗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欧罗巴的一方；也是红军骑兵，是贫困、暴力、旷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远有视野重叠：既同情犹太人的苦难，也欣赏哥萨克的勇敢；既痛惜旧秩序虚弱中的优雅，也倾心新世界残酷中的豪放。他几乎散焦与目盲，因为各种公共理性对于他无效，眼前只剩下血淋淋的一个个生命存在。换句话说，他集诸多悖论于一身——这是他作为个人的痛苦，却是他作为写作者的幸运。

第一流作家都会在黑暗中触摸到生活的悖论。老托尔斯泰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徘徊，维克多·雨果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疑，但巴别尔的悖论是最极端化的，是无时不用刀刃和枪刺来逼问的，一瞬间就决定生死。这使他根本顾不上文学，顾不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情境交融，虚实相济乃至学接今古那一套文人工夫，甚至顾不上文体基本规定——他只能脱口而出，管它是文学还是新闻，是散文还是小说。

大道无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无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天数，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很多。就像中国诗人多多说过的：这样的作品出一部就会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会多一部。

他在法文与英文中成长，浸淫于欧洲现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欧洲两大边缘性族群：其一是犹太人，给欧洲注入过正教与商业，却在集中营和浪落旅途成为欧洲的弃儿；其二是斯拉夫人，为欧洲提供过大量奴隶和物产，却一直被西欧视为东方异类——其“斯拉夫”（奴隶）的贱称，无时不在警示这种冷泠距离。这两大族群缺乏权力体制的掩护，承受着欧洲文明转型的特殊代价——巴别尔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因此，《骑兵军》不是一个关于苏维埃的简单故事。书中的种种惨烈，源于文明之间的挤压，也许更多源于自然的物竞天择和历史的删繁就简。它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将来也可能出现在另外一片大陆。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难念的经。种族和宗教是欧洲的敏感问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稍觉隔膜。当今中国读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区，比如西欧与北美，而且只是看它们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如果我们也看看欧洲的“郊区”甚至“远郊”，比如斯拉夫地区、南欧、北非、中东，我们的西方观才可能更完整。掩卷而思：巴别尔在谴责谁呢？我们又能谴责谁呢？欧洲文明在灾难中前进，一如其他文明一样，我们没法改变这一点。我们能谴责那些报复压迫的压迫，还是激发凌辱的凌辱？该谴责那些无力阻止戮杀的诗歌，还是实现了秩序和胜利的暴力？

也许，我们只能叹息人类的宿命。

关于《病隙碎笔》

史铁生躺在轮椅上，大多时候都在抗争着沉重的呼吸与高烧的体温，每隔两天还得去医院做透析，即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我曾经与他谈到行为艺术，他笑了笑，说一个人活着，一次次洗滤自己的血，这还不算行为艺术？

欧洲伟大的当代科学家霍金在轮椅上思索着宇宙，写下了《时间简史》；中国的作家史铁生则在轮椅上思索着人和人生，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还有最近这本由何立伟配画的《病隙碎笔》。我是在《天涯》杂志上陆续看到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来。一边看一边想：这本身都是奇迹，或者说也是常例——身体的虚弱正好迫压出心智的强大。

铁生知道危险随时悬在头上，因此他必须抓住病魔指缝里遗漏出来的每一刻，把自己还未完成的思考进行下去。什么是人的欲望？什么是人的灵魂？什么是真实以及什么是爱愿？……他已经没有工夫也毫无兴趣像很多作家那样，在文学陈规中绕圈子，耍招式，而是用最明快的方式直指人心，直指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尖端和终极的价值悬问。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一个连宗教也大多在投资来世福乐的世俗化国度，铁生有价值的饥渴却没有特别的神学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满着活泼知识而没有偏执迷信，他的言说仍然平易近人而从不故作虚玄，但他的理性足迹总是通向人生信仰，融入一片感动和神圣的金色光辉。在这个意义上，《病隙碎笔》几乎是一个爱好科普知识的耶稣，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风琴乐声中阅读的童话，是一种在尘世中重建天国的艰巨努力。在当下中国能这样做的人，数一数，除铁生之外恐怕也就不多了。

《病隙碎笔》是一部人学，一部心学。什么是心？什么是精神或灵魂？设若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或者月球上，他会有精神或灵魂吗？他连语言和思维都会迅速退化，还怎么会有感动、爱情、道德、志向等等神物？据此可知，精神是一种高智能生命的群体现象，是维护人类安全和幸福的群体意识沉积，因此杀一人可能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这种行为伤害了人类的一部分，也就是伤害了人类；吃一碗饭却很少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稻麦五谷尚处人类范围之外，其存亡就不被灵魂所牵挂——这显现了灵魂的管理边界。灵魂与肉体当然有关系，用铁生的话来说，灵魂是“爱的信奉”和“辽阔的牵系”，类如一种“无限消息的传扬”，它与肉身的关系，是一种“消息”与“载体”的关系。这就是说，灵魂这种公共物品可以呈现于个体大脑却从来不隶属于个体大脑。个人的肉体连同大脑可以消失，公共的灵魂却亘古常在。当铁生突然感到书架上几千本书其实是“全有关联”的一本大书的时候，他已经抵达了灵魂追问的理性最前沿位置，已经逼近精神现象的谜底，并且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整体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在这种哲学看来，整体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因此锯子的本质是锯齿的组合而不是任何单个的锯齿，蜜蜂的本质是蜜蜂的群体而不是任何单个的蜜蜂。正像铁生愿意把几千本书看作一部多卷本大书那样，这种哲学更愿意把人看作是活了几万年并且布满全球的一个雾状生物，灾荒和战祸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溃烂，和平与繁荣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营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的灿烂群星则构成了这个雾状生命的闪烁心思。总而然之，这种哲学需要一种奇特的想象，一种把“人”从“个人”中解放和超脱出来的想象。

“个人之于人类，正如细胞之于个人，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见《病隙碎笔》之五）铁生已经进入了这种想象。这也是整体人类在当代的伟大发现。因为铁生并不仅仅是铁生，而是铁生所参与和承传的心流，是无数陌生人共同构成的精神长征，将其命名为史铁生，或者命名为屈原、莎士比亚、贝多芬、爱因斯坦等等，只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临时指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细胞”的每一个人都终会消亡，但并不影响公共灵魂继续燃照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悲哀于一己的消亡，也就是人类共同体个别细胞的消亡，有什么道理吗？既然如此，灵魂怎么可能会死呢？中国前人说“视死如归”，就暗示了肉身只是一个临时寓所而我们的灵魂来于整体终将又要“归”于整体。正是读着这本《病隙碎笔》，我看见铁生将轮椅轻轻一推，就跨越了生与死，跨越了瞬间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