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蒋新明觉得戴岚会问这个问题，实在是离谱到近乎是荒唐，“因为我喜欢‘万物有灵’的人观，我喜欢弗洛伊德定义的‘死亡驱力’，我喜欢拉康的‘镜像理论’，我想知道‘爱欲’与‘文明’的界限在另一个价值体系里是否也和马尔库塞说得一样。这现成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去理解、去消化我喜欢的理论，我难道要错过吗？”“老师，你到底怎么了？咱们搞学术的，不就是为了去探索一个细枝末节的点，再把它追求到极致吗？这过程让我快乐，所以我想去啊。”“是，你说的对。”戴岚放下手里的吸管，想想就笑了，被自己学生这样耳提面命怪难为情的，“我好像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问过你，拉康和弗洛伊德你看没看过原著。现在你看懂了，我挺欣慰的。”蒋新明是个比自己更适合做社会学研究的人，这一点戴岚早就看出来了。他本来没想带任何学生去考察地，甚至两年前和柴老师申请立项的时候，戴岚都没给自己的学生说过这件事。但项目审批文件正式下来后的变动太多，可能是西伯利亚的冷风把柴老师那边的学生给劝退了，蒋新明和许璐想加入的意愿又太强烈，几经转折，带着她们俩去考察地到底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戴岚的学生基本上都和他一样，非常擅长量化，各类数据分析软件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不过，有强项肯定就有弱项，除了小组作业，她们就没做过任何质性相关的实操了。但蒋新明和许璐为了这个项目，一早就制定好了学习计划，准备在动身前啃完所有质性研究的专著了——《大吉岭的盛名》是第一本、《学做工》是第二本……只要周五的读书会有这类书籍，分享人名单里总会有她们俩的名字。今时今日，戴岚都觉得有点羞愧。蒋新明问得对，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打得全都是退堂鼓，没一点精气神。和蒋新明截然不同的是，戴岚对这个项目没抱做出任何研究成果的期待，两年前是，现在也是。他只想去一个偏远的、人少的、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去静心地去思考一些，他在有生之年尚且能思考明白的事。明明那时候，自己还没得抑郁症，但今时今日，项目摆到了眼前，戴岚才不得不承认，当初在做决定时，不是没动过求死的念头。他早就替生命做出了选择——如果能死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路上，那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这是戴岚在没有遇到宋意之前，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死法了。但其实，在去年确诊抑郁症的那一刻，戴岚很向往来自贝加尔湖的冷风，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被困在了一个想象的世界里——看着万物在镜子与镜子间，无节制地反射，以至于映现出一个他觉得自己不再与任何人、任何事物产生关系的世界面貌。抑郁症、精神病、常人无法理解的受害者……戴岚想把这些所有的身份都抛弃干净，去获得一个内心的宁静。想去，要去，必须去。戴岚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春夏之交，如此美好的季节里，他的心却像一个老大爷的拐杖，颤颤巍巍，摇摆不定，每迈出一步，都是对生命责难与拷问。前些日子，戴岚总是尽量减少在家待着的时间。但在外面也无事可做，他只是不想回家，绕着小区的路，走了一圈又一圈，望着树枝上停留不到两秒的麻雀发呆，脑子空空的，有时候下起毛毛雨来都等是等淋湿之后才发现的。戴岚会在估摸着宋意睡醒的时间，他会在那之前悄咪咪地回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发现宋意并没有睡觉，而是一个人缩在客厅里看恐怖片。打开家门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了——一个在装睡，一个在装没出门，结果都被捉了个正着。那天的电影时间有点长，褚知白在过年时买的投影仪投出来的色彩过分精准，画面定格在屋檐上红艳艳的一片血上，在漆黑的空间里格外地醒目。看到戴岚后，宋意手忙脚乱地就把投影仪给关了，他明显是想说些什么，但还是没开口。宋意走到门口，把戴岚抱住后，家里又是一阵沉默。戴岚身上的衬衫是湿的，宋意抱了半天，他才反应过来要把人推开说：“淋雨了，等我换件衣服吧。”而宋意却没撒手，手臂从戴岚后背折了一下，回手抓住他的肩膀说：“不用换，带了点青草地的香味，好闻。”那天是这段时间以来，最适合戴岚开口和宋意说这件事的机会，但他还是没把话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