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能让我不笑吗？每次我笑的时候，南希在一旁默默流泪，薇罗奇卡数落萨连科，而萨连科这个唯物主义者却向上帝发誓，以后不会再让我发第二次病。只是他一看到我笑他就会打颤，像见了鬼似的。每次我都伸手揪住他的衣领，告诉他，耶稣说过的，不能随便起誓，你要下地狱了。“真好。”萨连科握住我的手，露出温柔的笑容，“我们一起在地狱里了。”因为我总说，乱伦的产物是生来就为了地狱而去的，萨连科时常找不到理由和我一起去地狱，这回总算有了理由了。“我会指着上帝发一千遍一万遍的誓言。”他坚定地说。这时我就失了兴趣，拍拍他的脸，冷淡地回应道：“不想在地狱里见到你。”他的双眸会流露出大片大片的受伤色彩，也许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还会偷偷哽咽一下，但面对我时，他硬装出没关系的模样。“无所谓，总归我是要赖着你的。”他抱住我，“你也是不能离开我的。”“我可没给你承诺。”“你的存在就是承诺。”那天，他罕见地回了一趟自己军官公寓，再回到琴声后径直上楼帮我收拾好了行李，把我带上他的吉普车。“去哪里？”我问。“去度假，亲爱的。”他吻了吻我的额头，说：“我们要去快乐的地方。”快乐的地方？我想这世界上很难有快乐的地方。一切的边界都已经清晰地划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国与国的交界，总归是一种规规矩矩的物质性的、让人瞧一眼都会觉得遗憾的存在。我曾经思索过快乐这个词语，那是我小时候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广场上看鸽子飞翔在天空中时的瞬间性的想法。我十二岁，仰望鸽子在城市上空盘旋，某处修道院传来穿透城市的空响，喉咙里是止咳糖浆的味道，在那一刻，不知为何，我确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快乐。沿易北河朝西北方，沿途开始下起了小雪，原野上的风如鬼般哭号，气温也越来越低，萨连科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把他的军用水壶里灌满滚烫的开水，叫我抱在怀里，还给我堆上了厚厚的毛毯，掖得严严实实。我坐在副驾驶上，整个人热得快要流汗。“医生说你不能着凉，会发烧。我的车很旧，没有制暖设备。”见我有些不耐烦，他好言劝道，“听话，亲爱的。”而他自己，就只穿了件大衣，围着围巾，潇洒得很。他看起来心情很好，一边开车一边瞧我，偶尔脸上还会露出暧昧的红晕。我不知道他所做为何，他也不说，只是噙着股乐滋滋的笑，把油门踩到底。我想，要是我能够多注意注意窗外的景色，多看看我们行走的方位，就应该早就知道了我们要去哪里。可是现在，我的目光离不开他。看他脸红的模样，看他幸福的模样。我对我十二岁时得出的结论有所谓怀疑。不知不觉，我又睡去，等再次醒来后已经到了目的地，他拉开车门，喊我下车。“路滑，我抱你好吗？旅馆就在我们后面。”“这是哪儿？”我睁开惺忪的双眼，天已经黑了。“托尔高，亲爱的，我们来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了。”他激动地转身，指向身后在冬日里落了浅浅一层银白的雪的草地、在雪中如印象画作般朦胧的易北河以及掩映在夜色和小雪中的河对岸的树林、房屋，说：“我们回到最初的地方了。”“罗曼。”我把手伸过去，示意他扶我下车。他扶住我，让我走上了这片在梦中出现过很多次的河畔草地，一步两步，这回不再有地雷，不再有爆炸，也没有嫩柔柔的草尖轻抚我的双脚，我甚至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行走。在物是人非的恍惚中，我站到了易北河边。萨连科从后敞开大衣把我包裹在内，热烘烘的胸膛紧贴在我的后背，这时我突然很想接吻，于是我转头，扬起下巴，闭上了眼睛。他配合地低下头，轻轻地吻我。舌尖小心翼翼地深入，与另外的柔软相纠缠。环在我两臂上的手逐渐缩紧，我伤痛的肩胛骨厮磨在他坚硬的肋骨上，仿佛暗打下下某种契约的印记。接着我便十分不应景地猛咳嗽起来，他连忙给我顺气，取下自己的围巾给我戴上，牵着我的手朝河边的旅馆走去。我捏了捏他的手，说；“不怕被人看见？”“怕什么，我问心无愧，再说现在这里谁也不认识我。”他吸了吸冻得发红的鼻子，笑着说：“真不敢相信，不知不觉已经十年多了，你瞧，旅馆旁边的医院还是我们当时建的呢。”河畔昔日简陋的医院已挂上诊所的招牌，外墙被重新粉刷成灰黄色，掩盖不适合出现在这样救死扶伤之地的战火痕迹。而我们要去的旅馆，就像位姑娘似的依偎在医院后的街巷里，三四层楼高，尖顶上铺着灰红色的砖瓦，此际落着层薄雪，矮而敦实的烟囱持续不断地向天空输送烟雾，就像建筑自发的呼吸似的。从散发温热灯光的窗户缝隙里飘来传统萨克森当地烤面包的味道，是浓郁的麦香。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