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过

洞深八尺，那么人的手臂就不能探到底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手达不到的缘故。智力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智力达不到，游说的人即使善辩，阐发的道理即使精微，也不能使他体会到。所以箕子被商纣囚禁，范蠡飘泊于三江五湖。

从前，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蹇叔劝阻说：“不可以。我听说过，偷袭他国城邑，用战车不能超过百里，用步兵不能超过三十里，都是凭着士兵士气旺盛和力量强盛时到达，因此进攻敌人能够消灭他们，撤离战场能够迅速离去。现在行军几千里，又要穿越其他诸侯国的领土去时袭他国，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呢！您还是仔细慎重地考虑考虑吧。”穆公不听从他的意见。蹇叔送军队出征送到城门外，哭着说；“将士们啊，我看到你们出去却看不到你们回来啦！”蹇叔的两个儿子申和视跟军队一起出征。蹇叔对他的儿子们说：“晋国如果阻击我军，一定在崤山。你们战死的话，不死在南山边，就一定要死在北山边，以便我给你们收尸时容易识别。”穆公听说了这件事，派人责备蹇叔说：“我发兵出征，还不知道胜负如何。现在你却哭着送行，这是给我的军队哭丧啊。”蹇叔回答说：“我不敢给军队哭丧啊。我老了，有两个儿子都和军队一起出征。等到军队回来的时候，不是他们战死，就一定是我死了，因此我才哭。”

秦军出征经过周的都城，王孙满美好城门上了闩，从门缝里观看秦军，说：“哎呀，这支军队必遭挫折。如果它不遭挫折，以后我就不再议论‘道’了。秦国非他国可比，它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它的军队经过天子的都城，应该收藏起铠甲兵器，战车上驭者左右的甲士都应下车，以此表示向天子行礼。现在这支军队服装上下一色，兵车上建置混乱，左边的将士不凭轼致敬，右边的骖乘跃上车的有五百辆。这些人力气固然是很大了，然而缺少礼仪，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遭挫折？”秦军过了周的都城向东行进。

郑国商人弦高、奚施西行到周的都城去做买卖，在路上遇到秦国军队，弦高说；“啊！这支军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一定是去偷袭郑国。”于是立即让奚施回郑国报告，自己就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云慰劳秦军。弦高说：“我们国君本来很早就听说贵国军队要来了。贵军没有来，我们国君和士兵私下替贵军担忧，每天都为此而心情不愉快，惟恐责军士兵赢弱疲困，干粮缺乏。怎么这么久才到啊！我们国君派我用壁犒劳贵军，并献给贵军十二头牛作为膳食。”秦军三个主帅回答说；“我们的国君没有合适的人可派遣，派了他的三个臣子丙、术、视到东方察看晋国的道路。没想走过了头，因此迷了路，误人贵国境内。”不敢执意不收，拜而又拜，叩头于地，接受了犒劳的东西。秦军的三个主帅很担心，商议说；“我们行军几千里，多次穿越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去偷袭人家，还没到，人家就已经先知道了，这样看来，他们的准备一定已经很充分了。”于是回师离开了郑国。

在这时，正赶上晋文公去世.还没有安葬。先轸对襄公说：“秦军不可不袭击，我情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说：“先君去世，尸体还在堂上，看到秦军有利可图就去袭击它，这恐怕不是当儿子的应该遵循的原则吧！”先轸说：“秦国对我们的丧事不表示慰问，对我们的哀痛不表示忧伤，这是忘掉了我们的先君，欺侮您年幼。他们这样无情无义，我们去袭击它，可以使晋国大大强盛。我请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不得已才答应了他。先轸在崤山截住并攻击秦军，把它打得大败，俘获了秦军的三个主帅而回。

秦穆公听到这个消息，身穿丧服，到宗庙里哭告祖先，向众人说道；“上天不帮助秦国，才让我没有听从蹇叔的劝谏，以至遭到这样的祸患。”这并不是穆公想在崤山被打败，而是因为智力达不到啊。智力达不到就不相信蹇叔的话。不相信蹇叔的话，结果导致了秦军全军覆没。所以，智力达不到带来的危害真是太大。

乐成

最大的智慧不显现，担当大事的人成就较晚，最优美的乐音听来无声。

当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

孔子在鲁国开始被任用时，鲁国人怨恨地唱道：“穿着鹿皮衣又穿蔽膝，抛弃他没关系。穿着蔽膝又穿鹿皮裘，抛弃他没罪尤。”被任用三年之后，鲁国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遭路左边行走，遗失了的财物，没有人拾取。大智的运用，本来就难以让人知晓啊。

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

假使郑简公、鲁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孔子了，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孔子也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不只是不能施展才能，即使被治罪，人民也会赞同的。如今世上都称赞简公，哀公贤明，称赞子产、孔子有才能。这两位君主，很懂得任用人啊。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所以听信愚民之言，任何事都办不好。事业之所以成功，全在于君主贤明啊。

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无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一般君主的祸患是，不能不让他去做，又不能让他中途不改。君主凡是去做中途不改变的事情，思想意志、视听行动无不认为正确，臣下谁还敢认为不对而横加怀疑呢？君臣都专心去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汤，武王之所以在灭亡夏、商中大立功业，勾践之所以能够报仇的原因。只要君臣全都专心去做，凭仗弱小的国家尚且能如此，更何况凭仗强大的国家呢？

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第二天，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做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壬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假使人民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就没有任用贤人的必要了，贤主忠臣，如果不能教导愚蠢鄙陋的人，那么名声就不能流传到后世，政绩也不能对当代有利了。史起不是不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他明知要遭到民众的怨恨，却还要治理漳水，是因为他忠于君主。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功业之所以难于建立，大概一定是由于众人的吵吵闹闹吧！国家的残破灭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在众人的吵吵闹闹之中，不可不加以研究体会。一般的君主以为众人的吵吵闹闹就停止了行善，贤明的君主却在众人的吵吵闹捅之中建立起功业。

察微

假设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象高山和漂谷，象白土和黑漆那样分明，那就社有必要运用智慧，即使蠢人也可以知道了。然而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并不是这样。好象可知，又好象不可知，好象可见，又好象不可见。所以有才智的人、贤明的人都在千思百虑、用尽心思去探求治乱存亡的征兆，尽管如此，尚且有管叔、蔡衩的叛乱事件和东夷八国不听王命的阴谋。所以治乱存亡，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象秋毫那样，能够明察秋毫，大事就不会出现过失了。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在其它诸侯国给人当奴仆，有能赎出他们的，可以从国库中支取金钱。子贡从其它诸侯国赎出了做奴仆的鲁国人，回来却推辞，不支取金外。扎予说：“端木赐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赎人了。”支取金钱，对品行并没有损害，不支取金钱，就不会有人再赎人了。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个人用牛来酬谢他，子路收下了牛。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救溺水的人了。”孔子能从细小处看到结果，这是由于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观察得远啊。

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与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一起在边境上采桑叶，嬉戏时，吴国的姑娘伤了卑粱的蛄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应答很不恭敬，卑梁人很恼怒，杀死了那个吴国人就走了。吴国人去报复，把那个楚国人全家都杀死了。卑粱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竟敢攻打我的城邑？”发兵去攻打吴国人，连老弱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事以后大怒，派人率兵侵犯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克楚国边邑，把它夷为平地，然后才离开。吴国，楚国因此展开大战。吴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跟楚国军队交战，把楚军打得大殴，俘虏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夏啮。又接着攻打郢，得到了楚乎王的夫人，把她带回吴国。这实际上还是鸡父之战的继续。凡是要守住国家，最上等的是洞察事情的开端，其次是预见到事情的结局，再次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了解它。这三样都做不到，国家一定危险，自身一定困窘。孝经上说：“高却不倾危，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尊贵，满却不外溢，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富足。富贵不离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使人民和谐。”楚国恰恰不能做到这些。

郑公子归生率领军队攻打宋同。宋国的华元率领军队在大军迎敌，羊斟给他怍驭手。第二天将要作战，华元杀了羊宴享甲士，羊斟却不在宴享的人中。第二天作战的时候，羊斟愤怒地对华元说：“昨天宴享的事由你掌握，今天驾车的事该由我掌握了。”于是把车一直赶进郑国军队里。宋国军队大败，华元被俘。弩牙相差一个米粒就不能发射。战争正象一个大的弩牙。宴享甲士却忘了自己的驭手，将帅因此战败被俘，难道不是麻该的吗？所以，凡作战一定要熟悉全部情况，做好全面准备，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以作战。

鲁国的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给他的鸡披上甲，季氏给鸡套上金属爪。季氏的鸡没有斗胜，季平子很生气，于是侵占郈氏的房屋，扩大自己的住宅。郈昭伯非常恼怒，就在昭公面前诋毁季氏说：“在襄公之庙举行大祭的时候，舞蹈的人仅有十六人而已，其余的人都到季氏家去跳舞了。季氏家舞蹈人数超过规格，他日无君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杀掉他，一定会危害国家。”昭公大怒，不加详察，就派郈昭伯率辆军队去攻打季氏，攻入了他的庭院。仲孙氏、叔孙氏彼此商量说：“如果没有了季氏。那我们家接离灭亡就没有几天了。”于是发兵前往救助，攻破院墙的西北角进人庭院，三家合兵一处，郈昭伯不能取胜而被杀死。昭公害怕了，于是逃亡型齐国，后来死在干侯。鲁昭公听信诋毁季氏的话，却不分辨是否合乎道理，他只害怕凭着鲁国不能胜过季氏，却不知道仲孙氏，叔孙氏也很恐惧，他们与季孙氏是患难与共的。这是由于不了解人心啊。不了解人心，地位即便尊贵，对安全又有什么益处呢？凭借鲁国尚且害怕不能胜过一个季氏，更何况三个季氏呢？他们都厌恶昭公，本来就舍互相救助。昭公权衡事情错误到如此地步，不只是仲孙氏、叔孙氏，整个鲁国都会感到恐惧。整个鲁国都感到恐惧，这就是与整个国家为敌了。昭公与整个国家为敌，在国内就该被杀，今得以死在干侯，还算有幸死得远了呢！

去宥

东方墨家学派的谢子，将要到西方去见秦惠王。惠王向秦国墨家学派的唐姑果打听谢子的情况。唐姑果担心秦王亲近谢子超过自己，就回答说：“谢子是东方能言善辩的人，他的为人很狡诈，他这次来，将竭力游说，以取得太子的欢心。”秦王于是心怀愤怒等待谢子的到来。谢子来了，劝说秦王，秦王不听从他的意见。谢子很不高兴，于是就告辞走了。凡听人议论是为了听取好的意见，所说的意见如果好，即便是竭力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损害？所说的意见如果不好，即便不是要竭力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益处？不因为他的意见好认为他诚实，而只是困为他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就认为他悖逆，惠王丧失了所以耍听取意见的目的了。象这样动用心思，会见宾客目即使很劳苦，耳朵眼睛即使非常疲惫，还是得不到宾客言谈的要旨。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够干邪僻之事的原因，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用人装扮成鬼、加罪杀戮无辜之人，以致群臣骚乱、国家几乎危亡的原因。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身体越来越衰弱，可是智慧越来越旺盛。现在惠王已到了老年，难道身体和智慧都衰竭了吗？

楚威王向沈尹华学习文献典藉，昭厘对此很忌恨。威王喜好法制，有个帮助制定法令的中谢官替昭厘对威王说：“国人都说：‘王是沈尹华的弟子。’”威王很不高兴，于是就疏远了沈尹华。中谢官是地位卑贱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就让威王不能听到先王治国之道，使那些研习、精通古代文猷典籍的人不得重用，让昭整得以实现自己的阴谋。所以，对地位卑贱的人所说的话不可不明察啊。他们多次激怒人主，借此替奸人扫清仕进之路。奸人的仕进之路扫清了，却又厌恶贤人的仕进之路被阻塞，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奋力向后引箭，箭就射得远，阻遏水流，水势就猛，激怒君主，君主就会悖谬，君主悖谬就没有君子辅佐了。不可激怒的，大概只有心中早有准则的君主吧。

有个人与别人为邻，家中有棵干枯的梧桐树，与他为邻的一位老者说之棵捂桐不好，他立刻就把它伐了。那位老者于是要那棵梧桐树，想拿去当柴烧。他不高兴地说：“这个邻居竞这样地险诈啊，怎么可以跟他作邻居呢？”这是有所蔽塞啊。要那棵梧桐把它作柴烧，或是不要，这些都不能作为怀疑梧桐树好还是不好的依据。

齐国有个一心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晨，穿上衣服，戴好帽子，到了卖金子的人那里，看见人拿着金子，抓住金子就夺了过来。吏役把他抓住捆了起来，问他说；“人都在这里，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人，只见到金子罢了。”这真是蔽塞到极点了。

有所蔽塞的人，本来就把白天当成黑夜，把白当成黑，把尧当成桀。蔽塞的害处真也太大了。亡国的君主大概都是蔽塞到极点了吧。所以，凡是人一定要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然后才能知道事物的全貌，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就能保全自身了。

正名

名分合宜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言辞浮夸失实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就会把不对说成对，而把不错说成错。所以君子的言辞，足以说出贤人的贤明，不肖之人的不肖就行了，足以讲明治世之所以兴盛、乱世由何引起的就行了，足以令人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就行了。

凡是混乱，都是由于名实不符造成的。君主即便不贤，也还是知道任用贤人，还是知道听从善言，还是知道做可行之事。他们的弊病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只不过是不肖之人，他们所认为的善言只不过是邪僻之吉，他们所认为的可行之事只不过是悖逆之事。这就是形名异实、名实不符。把不肖当成贤明，把邪僻当成善良，把悖逆当成可行，象这样，国家不混乱，自身不危险，还等什么呢？

齐湣王就是这样。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人才叫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叫士。湣王无话回答。这就是公玉丹之所以被信任，卓齿之所以被任用的原因。任用卓齿，信任公玉丹，难道不是给自己安排仇人吗？

尹文谒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尹文说：“我希望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齐王没有话来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侍奉父母根孝顺，侍奉君主很忠诚，结交朋友棍守信用，住在乡里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士吗？”齐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尹文说：“您得到这个人，肯用他作臣子吗？”齐王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却不能得到。”尹文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还将让他作臣子吗？”齐王说：“不。士受到侮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甘心受辱，我就不让他作臣子了。”尹文说：“这个人虽然受到侮辱而不争斗，但他并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这就是说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可是大王您却不让他作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将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误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误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惩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惩罚他们。这样做，反倒埋怨人民难以治理，可以吗？”齐王说：“不可以。”尹文说“我私下观察您的臣属治理齐国正象这样。”齐王说：“假如我治理国家真地象这样，那么人民即使治理不好，我也不怨恨。或许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说就不能没有理由，请允许我说一说理由。您的法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奠大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啊，可是您却说，‘受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耻辱。’真正叫做耻辱的，不是说的这个。本该作臣子的，您却不让他作臣子，等于是惩罚他。这就是没有罪过而您却惩罚他啊。”齐王无话回答。君王的议论都象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身危急，逃到谷邑，又到了卫国。齐圄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之长，太公在这里得以寿终。桓公曾凭借齐国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辨察名实非常详明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