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1> 仰望王荆公</h1><script>chapter0();</script> 到江西抚州，我们冒雨参观了王安石纪念馆。

抚州老家为其歌功颂德，建馆纪念在情理之中，给予高度评价：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熙宁年间，曾两度为相，推行新法。他的主张、改革精神、文学成就，彪炳青史！他高洁的人文品格，感召时人、后世。他是一位丰碑永存的历史人物。世人称王荆公，政绩赫然：其一，岁赋从两千万两银子飙升至一亿两银子；其二，开拓疆土，西夏和交趾归顺。

王荆公于庆历七年（1047年）出任鄞县（今属宁波市）知县，兢兢业业，求实务实，到任第二年春，青黄不接，他下令将官仓中的存粮以二分轻息贷给农民，约定秋收后偿还，很受农民欢迎，官仓的存粮也得以更换。他兴办学校，使许多青少年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建立了严格的保甲制度，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他在鄞县的改革实验是成功的，规模小，可以操控。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显著，百姓建祠纪念。宋王朝所面临的危局“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荆公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忧国忧民，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成者甚少。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历史上对其评价迥然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北宋时期，反对派以修史进行批评，南宋时期，再次通过修史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荆公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这是官方的定论。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是历史必然，积弱已久，国内空虚，境外强敌，怨不得王荆公，也许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责任而嫁祸于人。

历史的发展，随着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对王荆公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如梁启超等，梁启超王荆公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王荆公。”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荆公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马列思想的缔造者列宁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如此的评价，可见王荆公影响之深远。

新法规模甚大，实行上弊多利微，受到时人抨击。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诸法对人们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在变法的十几年里，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新法对百姓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变法远未解决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和军员。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并非针对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王荆公拘泥古制，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合时合宜。

王荆公用人不当，主要助手吕惠卿属奸邪之徒，在变法遇到挫折时，结党陷害王荆公企图取而代之；曾布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来见神宗怀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内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结党为援”争权夺利，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最终在王荆公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的争权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变法成为了争权夺利。王荆公性刚，刚愎自用，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在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反对新法，化友为敌。苏轼反对新法害民，新党制造“乌台诗案”几陷苏东坡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