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1> 第五十一章西藏风云</h1><script>chapter0();</script> 我在俄国的访问是我满意，正式的沟通可以保证双方对于秘约的遵守程度，而且通过这次访问我还和俄国高层拉拢了私人关系，这十分有助于我将来维持同盟与俄国的关系。其实，双方的秘约是建立在牢固的利益结合基础上的，因此我对双方的关系充满信心。我的目的是通过俄国确保同盟与日控朝鲜边境的安全，而俄国同日本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已经在4月份开始从伯力撤军，但是现在仍然控制着海参威，驻军达3万余人，通过扶植的傀儡政权进行统治，虽然美英都表示了反对，但是日本显然目前还不打算从那里撤军。

即便日本撤军了，在俄国人看来，占据着库页岛南部和北千岛群岛日本人仍然是明确的敌人，因为俄国人一直认为那是他们的领土。尽管同盟的强大或许也使俄国人倍感威胁，不过西伯利亚东西两万里，俄国人只不过开发了铁路沿线，如此广阔的土地上不过不足1000万人口，在叶尼塞河以东地区的人口更是只有150多万，连黑龙江省的人口也大大的不如，更何况俄国的领土就像香肠一样摆在同盟的北方，他们的后面是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森林地带，整个国土毫无战略纵深可言，再说与同盟的边界的领土与俄国本土相距超过3000公里，这些都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此与任何一个稍微强大的中国力量对抗对俄国来说都是不明智的。更何况现在的俄国百废待新，如果现在能更同盟结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就可以基本解决东部过境的安全问题，大大减轻俄国战略压力，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

月底，在俄国的访问已经基本结束了，列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为我送行，我可说是第一个承认苏俄并前来访问的国外领导人月份，我在火车上收到三封电报。一封为特切尔为首的船舶制造专家发来，他们告诉我，新型的驱逐舰的模型试验十分成功，即将进行正式的试验生产；另一封为ffc的科技人员来电，他们告诉我现在工厂的生产正常，新型的飞机理论设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最后一封是西南熊克武的来电，他说西南形势已经日渐成熟，战争在即，希望我尽快向他输送军火。

电报这东西虽然方便快捷，但是却承载不了很大的信息量，关于西南的确切情况我也只有回到了沈阳才能知道了。现在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十分的不好，欧洲的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各国的经济萧条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工人的罢工行动仍然时有发生。而在亚非，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是英法应接不暇，起源于争夺太平洋和中国的动机的海军军备竞赛此时正如火如荼。

在战争中取得独霸中国的日本在战后遭到了各方的群起反对，针对中国发生的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美英都大力支持，由于同盟投向英美，美国舰队得以驻泊秦皇岛，这支舰队同驻旅大的日本舰队，驻威海卫的英国舰队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美国也由此第一次取得了在离中国首都如此近的地区驻泊舰队的愿望。虽然日本的对华贸易在五四风潮中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凭借多年的基础，在1920年，日本在对华贸易中再次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英国屈居第二，而美国虽然增长迅速，但是也只能排到第三。列强的对华贸易格局恢复到了1918年的格局。

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为大战的最大暴发户美国所容忍。美国早就发表声明，不承认日本专享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因为美国反对秘密条约，因而也就不承认英日的秘约。而英国突然发现昔日的小伙伴如今却变成了老大，顿时也难以忍受，开始同美国接近，逐渐推行遏制日本的政策，英日同盟已经实际上瓦解了。

为了争夺太平洋和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与英美就围绕着太平洋的霸权展开了军备赛。在罗斯福的努力下，美国通过了“达尼埃尔扩张案”这个法案是一个充满挑衅的建造157艘军舰的庞大计划。美国的计划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恐慌，日本通过法案要求将日本海军的实力保持在美国的70%以上。从192o年起日本着手执行“八八舰队计划”依照此项计划，到1928年，日本海军将增加8艘主力舰和8艘巡洋舰。远在欧洲的英国此时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正酝酿建造4艘超级主力战舰（5万吨）。太平洋有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

然而由于大战刚刚结束，巨大的军费开支不仅使遭到战争破坏极大的英国难以承受，就连未遭战祸的日美也感到财政桔据。日本1921年的海军预算占国家支出的32％，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的军费开支猛增到了日本国家总预算的六成，这样下去必然导致财政危机。如此局面是由于战争结束和与中国经济战而陷入衰退中的刚刚稍有恢复的日本经济是难以承受的。

可以预见，在美国、俄国支持的情况下，目前情势下的英国是不敢公然直接干涉西藏事务的，现在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天赐良机。我在电报中向熊克武转达了我的看法，我这么苦口婆心当然是为了坚定他解决西藏的决心。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为调动熊的积极性，我带头让关内各省给予熊以支持，在通过民国党造成了一种全国上下齐心一致的状态，我的行动得到了国民党、劳动党以及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我和熊克武的半年的电报通信中，我向熊克武提出了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我向他提出，治藏的根本在于治康，只有将西康平定，才有可能为西藏的长久稳定创造条件；我还向他提出，政治争端应该政治解决，应该利用各方可能的同盟势力；在西藏的激进改革是十分危险的，在险恶的环境下很有可能为外部势力创造机会，我向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建议他派一得力将领驻军西藏，同时选一德高望重之人出面同西藏地方势力共同治理西藏，推行缓慢的渐进的改革。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和蒙、新一样，这些问题都起于清末，在这背后都有着外国势力的影子。随着新疆、蒙古问题的相继解决，国人要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了。康区在前清大部分的时间里分属四川、西藏分别管辖，但至清末新政时期，随着英国第二次侵入西藏，清政府设立川边边务大臣，首任边务大臣即为在平定当时康区动乱中有功的建昌道员赵尔丰。赵尔丰精明强干，他在东部康区通过武力强行推行改土归流。其后，借着护送新任驻藏大臣入藏的机会，赵尔丰带军越过金沙江，进入西部康区，将整个康区纳入川边地区，他照样用他的铁梨快速的改土归流。接着他越过康区，进入藏区东部边缘，所到之处，包括怒江上游的三十九族绝大部分、江达全部、塔布东部以及波密王辖地尽数划入川边辖境，可以说赵尔丰的经营奠定了此时西康行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