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天下雨，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和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即将经济崩溃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说不好法语，只能在华人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同胞面前夸张，否则他怎么能为自己十年穷困漂泊做出解释？怎么能为自己放弃专业前景找一个合适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极不满意，甚至怒火冲天，但不愿意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谣言当批评，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为中国争体面，以便让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日子变得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当白人雇主把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人们的报纸上爆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人无比怜悯和惊疑（这样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绿卡，但那一个小本还未烙上他的深度情感，并不能让他的生命从头再来。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富人区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里瞎吹中国人的气功、美食、孙子兵法，在电视机前为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说中文而暴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二

文化identi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的问题，是文化交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异域在船头的海平面浮现，当超音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链接，立刻出现了动摇。人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人、黑奴、远征军、难民、留学生、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深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在剧增，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世纪，是一个路上人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口和候车室开始的世纪。文化认同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官员作身份甄别，很多人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人至上，却一个劲时兴着类属认同，即划线站队的identity，当然很有意思。这不是什么庸人自扰的怪念头。同样作为分类学的爱好者，中国人也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作贬义词，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性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惯性爱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后的民族主义冲突，更使一些学人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题材，更愿意把一场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人们在分类目录面前自报出身和接受检查，非此即彼地选择自己的归属——这种热闹事态的背景，是美国学者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国家排斥和限制外来移民的喧嚣，连法国这样的人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过歧视移民的最新法案。

困难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今之人已大多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重性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人；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却是影视消费上的洛杉矶人；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人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人，是这个小时的这个人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人……这一个个多边形和多面体，这些数不胜数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杂种与那杂种之间还有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派发标签的出身政审意味是否有些草率不智？

l·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文化多重性的状态。我那位巴黎熟人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随机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并无出格和危险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存在。如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移民，隐喻化的“移民”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这里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一代在身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很可能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减退之后，其性解放躁动很可能易为对情义的持守。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是人格在岁月航程中停靠在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轻狂，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会失去轻狂的本钱，也许将很快在时间魔术之下重返平实。一切适龄性的心理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版图上频繁流浪。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累积和叠加文本，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是振振有词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成了口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合理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些什么，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一本什么书。如同他哼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头出售什么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折腾出另一副病容。

还有地位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人非圣人，只要活着便有利欲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偶然定位，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人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内造外保”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供职于铁路行业的人可能对高电价愤愤不已，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屁股指挥脑袋，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民族、性别等其他领域，然而作为或然性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当法国学者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在很多人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性的怀疑，复活了人们对利益的敏锐嗅觉。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出各种学术和知识的人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很多人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不愿热衷的东西（如流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进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子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做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性抛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三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人。热情而浪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头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人性在无神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口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他知道口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人，理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需要侍候，当“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过，“启蒙”过，“存在主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荡之潮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一类大标签，在人群中进行分门别类。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入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军队入侵，当局清查和迫害这些自由人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逼向人们的目光和食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这位主人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一种耻辱。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在这样的指头下签名——何况这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出以指相逼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逼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头无法进入历史，却无法被昆德拉忘记。作为一位读者，我同样无法忘记的问题是：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人和虚荣的商人有太大的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情的前卫和矫情的复古有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侵蚀。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也不会不经常在盟友那里感受到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营那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括在某一个表情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的可能。

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我不再有划线站队的兴趣。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主张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如果带来某种串通纠合和党同伐异，那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就会成为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危险的历史谎言。

四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典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指越是穷人越少挣钱的机会，越是富人就越有生财的空间，两方面都呈极化发展。其实，这种极化或者极端化现象并不限于经济活动。一个说话风趣的人，总是得到更多喝彩鼓励，得到更多大家出让的说话机会，于是一张嘴越说越顺溜，越顺溜就越可能风趣。一个左派人士，总会有很多同道者为伍，形成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左派观点所需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资源也就源源不断。一旦这个网络出现了对外屏蔽，局中人不左得登峰造极，倒会成为反常结果。

极端化的逆过程是匀质化——这种现象其实也不少见。一个高明的创意产生了，一定会有很多人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共同平庸。一个人若表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人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头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暴力带来暴力的报复，阴谋带来阴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牙还牙的结果，常常是冲突双方的手段和风格越来越趋同，即便其中一方曾经代表正义，但也在相互复制的过程中，与自己的敌手越来越像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