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下来，并不想证明中文就如何优越。有些语言学家曾经指出过，英文文法法网恢恢，以法治言，极其严谨、繁复、绵密，也许体现着英美人逻辑实证的文化传统。而中文似乎更适合直觉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也更简练直捷。这些判断即使出于名重资深的大专家之口，恐怕也还是过于冒险了一些。

英文的词性变化特别方便，～ing可沟通动词和名词，使之互相转换；诸多动词带上～al或～ful等等，即成形容词；再加上～ly，又成了副词；加上～ment或～ness一类，则成名词。词际组合能力因此而得到强化，常能造出些奇妙的句子，也是美不可译。比较起来，中文的词性限制就僵硬一些，词性的活用因无词形的相应改变，也视之为不那么合法的“活用”而已，屡屡被某些语法老师责怪。近年来好些作家热心于一词多性，如“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天蓝蓝地胶着背”；“一片静静的绿”（引自何立伟的《白色鸟》）。这就是把形容词分别动词化，副词化以及名词化，类如某些英语词后面缀上～ing或～ly或～ness时所取的作用。“（某老太太）很五十多岁地站在那里”（引自徐晓鹤《竟是人间城廓》中写人倚老卖老的一句），更是把数量词也形容词化了（换一种文法来说则是副词化了），同样是突破词性限制，力求与英语的词法优势竞争。只要这类试验更能达意传神而不是瞎胡闹，我都以为没什么不好。

与此同时，西方语言也在徐徐向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靠近，比方英语中的修辞限制成分有前置倾向，德语中有“破框”趋势等等。

但形成全球统一语言的目标恐怕尚十分遥远，是否可能，也基本上处于根据不足的空谈之中。语种纷繁各异，其长短都是本土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先于作家的既定存在。面对十八般兵器，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来凝定自己的思想情感，自然要考虑如何扬己之长，擅刀的用刀，擅枪的用枪；同时又要补己之短，广取博采，功夫来路不拘一格。

语言不光是形式，也是内容。用“女子”、“女人”、“妇女”、“娘们”虽表达同一个woman的内容，但语感很不一样，也寓含了很多意义，也是很内容的。旧的语言研究重在语法，忽视语感，这是理性主义给语言学留下的烙印。如果说语法是理性的产物和体现，那么也许可以说，语感（口气、神韵、声律、节奏、字形、上下文构成的语势等等）则充盈着非理性或弱理性的感觉辐射。如果说语法更多地与作者的思想品格有关，那么语感便更多地与作者的情感品格有关，常常表现为某种可感而不可知的言外之意，某种字里行间无迹可求的情感氛围。古人提出“文思”之外的“文气”。“气”是什么？“我书意造本无法”；“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东坡语）诗人那种说不清的创造过程，不正是“文气”使然，不正是某种情感的涌动和对语言的渗透和冶制吗？

现在已经有了翻译机。但至今的实验证明，翻译机“可以译出文字，不可以译出文化”（美国翻译理论家赖达语）；可以译出语法，不可以译出语感；可以译出文思，不可译出文气；可以译出作者的思想品格，不可以译出作者的情感品格——终究不能给文学界帮上多少忙。

情感、直觉、潜意识，也是人生一大内容，更是文艺的主要职能所系。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它们仍无精密把握，于是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也基本上局限于语法。语感究竟是怎么回事，仍只有一些只鳞片爪的揣度。可以苛刻地说，语言学家都只是半个语言学家。倒不是他们无能，本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然，语法和语感在具体语言那里是互相渗透的，不可截然二分。这些都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暂时不往深里纠缠。我们只是需要知道翻译的局限，尤其是拿一些美文来译，免不了都要七折八扣、短斤少两、伤筋动骨、削足适履一番。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尤在于语感，在于语言风格。鲁迅先生的杂文翻译出去，有时就无异于普通的批判文章，汉语特有的某些幽默、辛辣、含蓄都大大失血。杨宪益夫妇合译的《红楼梦》是不错的，然而国内一个英语系学生可以读懂英译本《红楼梦》，却不一定能读通中文版《红楼梦》，可见英译本还是把原作大大简化了。闻一多先生说：“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经不起翻译的。你要翻译它，只有把它毁了完事”；“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林语堂先生说：“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遂岌岌不能自存，凡艺术文大都如此。”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甚至早就宣布“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译的”，翻译不过是一种创造，notreproduction,butproduction（不是再造品，而是创造品）。一切对语言特别下力的作家，努力往作品中浸染更多本土文化色彩和注入更多审美个性的作家，总是面临着“美不可译”的鬼门关。碰不上好的译家，他们就只能认命。

据此也可知，一切外来文学译作的语言风格，很可能不过是译者的风格，读者不必过分信赖。据此还可知，图谋把自己的译作拿出去与洋人的原作一决雌雄，拿个什么世界金奖，以为那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实无异于接受不平等竞技条约，先遭几下暗算再上角斗场。

我们对这种事无须太热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要义恐怕还在于胸怀世界，捧一泓心血与人类最优秀的心灵默默对话，而不在于文学出口的绩效是赤字还是黑字。当然，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平常心对待翻译，不妨把文学进出口事业看作一项有缺失却十分有益的工作。文学中的人物美、情节美、结构美等等，大体上是可译的。捷克作家昆德拉还想出一个办法。他说捷文词语模棱灵活，比较适于文学描写，但也比较容易误译。因此他写作时尽量选用那些准确明晰的字眼，为译家提供方便。他认为文学应该是全人类的文学，只能为本民族所了解的文学，说到底也对不起同胞，它只能使同胞的眼光狭隘。昆德拉是个流亡作家，远离母土遥遥，他很清楚他是个为翻译而写作的作家，他的话当然不无理据。但上纲上线到“全人类文学”云云，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人类并不抽象，不是欧美那些金发碧眼者的专用别称。比方说：十亿中国人不也是“人”的大大一“类”吗？

1986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86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内刊，1993年公开发表于《椰城》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